近年来，中国在科技方面进步神速，隐然已有与当今科技强国并驾齐驱之势，而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更是被并称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成为中国建设成就的一大佐证，并陶醉其中。
但《科技日报》总编刘亚东却不以为然，在6月21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 ? 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 科学传播沙龙上，他表示“大国论”为时尚早，中国需要更多反思我们的科技缺的到底是什么。
刘亚东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值得肯定，但“新四大发明”的论调却言过于实，忽悠了领导，忽悠了民众，甚至忽悠了自己。“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與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刘亚东表示，“可是，国内偏偏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实现了‘全面赶超’、‘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还算得有整有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
事实确实如此。
随着《大国重器》、《大国工匠》、《厉害了，我的国》等大型纪录片的播出，国人对中国目前的科研现状有了深入的了解，也逐渐建立起了自信。不过，这些成就的集中展现也让国人出现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自满的状态，但仅仅一个中兴事件就已经将中国的科研自信打回原形。
国家正值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国内经济逐渐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互联网独角兽企业万众瞩目，但从此次的中美贸易战来看，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国家硬实力。
从本质上来看，新四大发明中的支付宝、网购和共享单车，其实只能算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其技术含量远不能与芯片等关键技术产品相媲美，更何况这三大发明绝非中国独创。马化腾就曾表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仿佛在海滩上建楼，只是表面的辉煌，实际上是“一推就倒”。他认为，“移动支付再先进，没有手机终端，没有芯片和操作系统，竞争起来的话，你的实力也不够。”
自研芯片很难吗?说实话，很难。但当真无法突破吗?恐怕又未必。从1990年电子工业部启动的“909工程”，到华虹NEC，到中芯国际，再到2014年218亿美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20余年间，中国自上而下经过了数番努力，但大抵都以失败告终，原因何在?单以人才不足、“巴统”和“瓦森纳协议”、国家投入不足来解释不免牵强，那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刘亚东看来，在中国科技领域有一些共性的原因阻碍了核心技术的突破，最主要有以下三点：
实际上，刘亚东所认为的以上三点原因，最终都可以归咎于科研浮躁，而这种浮躁也蔓延至掌握话语权的媒体领域。
在能改变国家硬实力的科研技术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固然可喜，但已非关键，真正关键之处在于尚未攻克的科研难题。以被视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为例，早在复兴号真正全面实现自主化之前，就已经被视为大国重器，备受赞誉，但实际上直到2016年，最为关键的6500VIGBT芯片才被攻克，此前国内企业还需要每年花费数百亿元从国外购买。
而这样的技术差距却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反而高铁国产化率达到80%、90%，复兴号中国标准占84%，齿轮箱成品率达100%等好消息却充斥耳畔。报喜不报忧，忽悠了谁?
细究起来，这一风气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目前的国家科技评级体系——重数量、轻质量。这一评价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强调科研人员的科研数量、论文发表数量、专利申请数量等，但这些指标却与真实的科研成果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如此一来，为了拿奖金、科研经费，不少科研人员将科研立项作为追求目标，至于最终科研结果如何，就是评价体系的事了。正是因此，“汉芯”造假事件、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NgAgo基因编辑”造假事件才层出不穷，难道他们的初衷就是为了造假?恐怕不是，钱的原因肯定更大一些。更有甚者，科研经费流向私人腰包，成为洗钱工具。
其实，浮躁的何止是科研人员，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背景下，国家层面也是急于求成，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审核、人员考核等方面缺乏一贯的严谨精神，寄希望于在短期内改变国内科研水平落后的情况，“短平快”的科研思路甚嚣尘上。
殊不知欲速则不达，尤其在重积累的科研领域，这一问题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最终，在不少关键技术领域反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总之，国人的自信自然需要培养，但自身的不足却更应该受到重视，用刘亚东的话说：“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