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无法接入互联网，有时候我们自己调侃自己上的是局域网，但是世界上还有比局域网更可怕的…..
纳夫科特·内加(Nafkot Nega)认为，记者都是危险分子。
他和他的母亲塞尔卡莱姆·法希尔(Serkalem Fassil)现在住在华盛顿市郊的一间小公寓里。去年11 月初，我前去拜访他们时，9 岁的纳夫科特不时口中嘀咕着，手中拿着玩具武器刺来刺去，假装自己是个正在和罪犯作斗争的超级英雄。
或许，他假象的这些罪犯中，有些是和他父亲埃斯金德·内加(Eskinder Nega)一样的记者 —— 2012 年 7 月，埃斯金德因违反埃塞俄比亚(Ethiopia)法律而被判入狱 18 年，目前正在狱中服刑。
“在人们所描绘的(他父亲)形象的影响下，他把新闻工作看成了一种犯罪行为，或者说一种危险主义行为。” 塞尔卡莱姆通过一位翻译告诉我，“不仅是他的父亲 —— 不管你提到哪位记者，他都会尖叫着说：‘我不喜欢记者!’”
他们的故事反映了有着超过 9000 万居民的埃塞俄比亚，是如何在一个数字世界里成为与世隔绝者的。纳夫科特怎么会产生新闻工作是一种可以和危险主义相提并论的犯罪活动这种想法呢?这是一个研究政府如何把因特网用作镇压工具的绝好案例。
在埃塞俄比亚，连接互联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国有网络运营商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Ethio Telecom)。这家运营商单方面控制着埃塞俄比亚的整个电信行业。埃塞俄比亚的邻国肯尼亚网络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69.6%，蒸蒸日上的科技发展为这个国家赢得了 “硅草原”(Silicon Savannah)的称号。然而，在埃塞俄比亚，互联网连接的垄断却打造出了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国家。
最新数据显示，埃塞俄比亚只有 3.7% 的公民能够连接互联网，这一比例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就连缺少大多数基础政府服务的南苏丹，互联网覆盖率也达到了 15.9%。全球只有十个国家互联网覆盖率低于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大多数都遭受着长达数十年的内战，或者很大程度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全世界历史知名度最高的文明之一。这样一个国家却缺少互联网接入，这点相当令人震惊，也相当令人困惑。
具体有多少埃塞俄比亚人可以连接互联网，这点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很明显：即使是那些能够上网的人，也时刻在与国家监视这一无形幽灵作着斗争。埃塞俄比亚政府被怀疑部署间谍软件和其他黑客及监视工具，对连接网络的个人实施监控。由于这些所谓的网络侦查，埃塞俄比亚政府已经把一个本该充满商业信息和搜索引擎的国度，变为了监控的产物和工具。
前任美国外交官、现任埃塞俄比亚情报局成员和外交政策专家们都告诉我，埃塞俄比亚政府害怕和当局相左的观点在网络上蔓延开来，国家为此精心设计了情报部门、电信行业和法律条款，以便镇压数字世界出现的异议。
或许，这个国家的互联网 “十字军” 行动中，最重要的受害者之一就是年幼的纳夫科特。他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危险分子，只是因为他是一名记者。纳夫科特的父母是埃塞俄比亚两位最著名的记者 —— 埃斯金德和塞尔卡莱姆都是曾经赢得过国际大奖的知名媒体人。1987 年，德格领导的原政权败落;1991 年，新政府成立。自那以后，他们两人就各自开始了职业生涯。2005 年，一场颇有争议的议会选举后，民众的抗议愈加激烈，埃斯金德和塞尔卡莱姆两人双双被捕。
当时，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塞尔卡莱姆怀孕了。
致使埃塞俄比亚的互联网产生如此差异性的原因相当简单明了：互联网接入权的垄断，让许多城市的上网费用高得离谱，时常发生的网络服务中断让网络连接变得相当不可靠。而对那些想方设法连上了网络的埃塞俄比亚人而言，网上那些以当地阿姆哈拉语写成、又能够让他们读到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
阻挠人们接入互联网的这些障碍，究竟是该国政府为了限制信息传播而做出的一系列努力所得到的效果，还是被垄断的摇钱树无意之中带来的副产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埃塞俄比亚的网路间谍行为一样晦暗不明。
“埃塞俄比亚想要尽可能地掌控互联网，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压制国内反对当局政策的言论，把人们接触到国外批评言论的机会降到最低。” 前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大卫·希恩(David Shinn)这样告诉我。
埃塞俄比亚情报机构信息网络安全局(Information Network Security Agency)的一位成员也告诉我，垄断埃塞俄比亚网络的巨头公司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有意限制了网络连接。
“一切需要联网的事物都放缓了脚步。”
“这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存在。” 一位研究技术的官员就这一情况匿名发表言论称，“一切需要联网的事物都放缓了脚步。企业家们甚至都不能创建他们自己的公司了。”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众多多民族国家之一。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非洲中心的副主任布朗温·布鲁顿(Bronwyn Bruton)告诉我，一直以来，政府都是通过限制言论自由来领导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的。
“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非常脆弱，它建立在各民族分离自治的前提之上 —— 从理论上来说，埃塞俄比亚各民族平等自治，享有民族自决和分离权;不过实际上，这个国家是由提格雷(Tigray)族这一个民族统治的。提格雷族人数只占到了总人口的 6%，但他们毫无疑问牢牢掌控着政治和经济权力。”
不过当我问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 CEO 泰瑞莎·贝雷特(Teressa Belete)，互联网接入的缺乏是否是政府限制自由言论和异议发布的有意结果。听了我的问题，他诧异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贝雷特说，政府垄断的好处就是，居住了埃塞俄比亚大部分人口的农村地区，不会出现 “由私人公司为牟利而提供的服务。” 不过，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报道，成立于1952年的埃塞俄比亚电信公司 2012 年盈利高达 3 亿美元 —— 据称埃塞俄比亚电线公司会利用这笔钱为埃塞俄比亚的铁路建设开发提供资金。
“从(通讯行业)自由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非常落后。” 与世界银行合作共事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政策顾问立山·亚当(Lishan Adam)说，“他们已经失去了1990年代时大部分的自由氛围，并且在互联网连接方面相当滞后。”
亚当告诉我，埃塞俄比亚 1997 年才开始接入互联网。他说，政府想要限制言论自由的想法，可能是埃塞俄比亚缺少网络连接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上不了网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
2015 年 11 月，据世界银行报道，埃塞俄比亚网络覆盖率为 3.7%。埃塞俄比亚官员对这一数字持有异议。他们辩称，这个数字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并没有把移动用户全部计算在内。事实上，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里确实包括了移动用户，不过，很有可能报道出来的数字仍然过低。亚当估计，埃塞俄比亚网络覆盖率大约在 5% 到 15% 之间。
纳夫科特是 2006 年在狱中出生的。他是个早产儿，不能在室温环境下呼吸。医生希望立刻把他送入医院，放入婴儿恒温箱。但是，唯一一家能够接收他的医院需要他父母中一方签署一张表格，才能让他入院。当时，塞尔卡莱姆还没有从麻醉中清醒过来，而警察也不会把表格给埃斯金德。因此，纳夫科特没能得到他所需要的治疗。
“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他的生命，但是感谢上帝，他活了下来。” 塞尔卡莱姆因为愤怒而提高了声音。
塞尔卡莱姆和埃斯金德出狱之前，纳夫科特一直住在他祖父母的家里。出狱后，他们两人不能再继续做报刊杂志记者了 —— 和当时埃塞俄比亚大多数非政府所有的报刊一样，他们俩供职的报刊杂志也被关闭了。塞尔卡莱姆彻底停止了写作，埃斯金德则开始在网上写起了博客 —— 他是埃塞俄比亚国内最早开始写博客的人之一。
“他之所以开始写博客，是因为所有其他(写作发表)的途径都被堵上了。” 塞尔卡莱姆说，“尽管他知道，埃塞俄比亚没有多少人能连上网，可(写作博客发表观点)总比保持沉默要好。他知道，写博客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他需要写作。”
2005 年，埃塞俄比亚的网络覆盖率只有 0.2%。互联网安全专家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网络审查行为始于 2006 年，也就是埃斯金德开始写博客的那一年。那年起，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反对派网站就开始打不开了，政府被认为是审查制度的背后推手。
华盛顿一位国际人权专家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告诉我，2010 年议会选举之前，埃塞俄比亚政府推出了一项诡异的 “反恐法律”，企图防止另一场竞争性的选举出现。这项法律成为了政府审查的基石，给一切 “影响政府” 的人打上了 “危险分子” 的标签。
“在统治政权把 ‘危险主义’ 用作一个有利于自身的政治术语这方面，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史密斯说道，“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危险主义问题确实存在，但是政府对这个词的使用超出了这一范围，他们是在有计划地侵犯人权。”
2010 年底，阿拉伯之春出现时，始于突尼斯的反政府集会有望蔓延至埃塞俄比亚。这一期间，埃斯金德写了不少具有煽动性和对抗性的博客文章。2011 年，他在一篇文章中煽动埃塞俄比亚军队，希望他们能够和当时埃及军队一样，选择站在人民这一边。
“整个北非和中东的普通市民都主动带头行动了起来，这些结果创造了历史，他们为余下的全人类做出了有力的榜样先例。” 埃斯金德在2011年9月2日发表的另一篇博客文章中这样写道。“虽然鼓舞人心的言辞、冷静客观的分析和激烈的争辩和以往一样不可或缺，但是如果人们不将之化诸于行动，这些言辞、分析和争辩就只是些空话而已。就埃塞俄比亚而言，(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珍贵的集体愿景就有可能无法实现，我们的国家就有可能永远无法和平地过渡为民主国家。”
“我不想去学校”
2011年9月14日，埃斯金德从学校接纳夫科特回家时，埃塞俄比亚情报部门包围了埃斯金德的汽车，逮捕了他。收到消息后，塞尔卡莱姆急忙赶到了现场。她发现纳夫科特在哭，而埃斯金德已经不见了踪影。把纳夫科特送到他奶奶家后，塞尔卡莱姆径直跑到了一向以残酷折磨犯人而闻名的麦克莱维监狱(Maekelawi prison)。她在那里等了三个小时，但埃斯金德却始终没有出现。
之后，塞尔卡莱姆把当时 只有5岁的纳夫科特接了回来。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学校被捕，这个男孩儿的心灵显然受到了极大的创伤。第二天，纳夫科特不想回学校去上课了。
“我不想去学校。” 他对妈妈说道。
埃塞俄比亚的情报设备是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系统之一。在肯尼亚的奈洛比(Nairobi)流亡的一位埃塞俄比亚记者告诉我，他们曾被政府官员跟踪或窥探调查，而且这些政府官员一点儿要掩藏身份的意思都没有。一位埃塞俄比亚商人甚至跟我开玩笑说，就算在和别人打电话时，听到有第三个人咳嗽，他也一点儿都不会感到惊讶。
菲利克斯·霍恩(Felix Horne)是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埃塞俄比亚调研员，他写过一份针对埃塞俄比亚监控机构的全方位报道。他告诉我，埃塞俄比亚政府有一个全国性计划，叫做 “一盯五”(five to one)。这是一个全面的监视系统，每一位工作人员监视五位公民。这就好像一个布满全国的监控系统里的一个个摄像头，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持对国内多个不同民族的控制。
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一位研究人员比尔·马尔恰克(Bill Marczak)则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其他许多政府一样，可能在使用黑客工具弥补他们常规监控体制的不足之处。”
然而马尔恰克补充说，尽管埃塞俄比亚政府传统的监控方法，对于管控那些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国内的人民来说相当有效，但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特点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侨民群体，全世界许多不同的国家都有它的侨民 —— 今天，在美国有大约二十五万埃塞俄比亚流亡者，欧洲也有大量埃塞俄比亚侨民。而埃塞俄比亚政府 “除了黑客活动、网络钓鱼和有针对性的攻击以外，没有其他方法监控这些人。”
2014年12月，尼明·泽勒克(Neamin Zeleke)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声称，发件人拥有关于埃塞俄比亚某一敏感话题的内部消息。泽勒克察觉到，那可能是一项黑客攻击行为。泽勒克是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和广播(Ethiopian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Radio，即 ESAT)的常务董事。ESAT 是最大的埃塞俄比亚新闻媒体之一，由埃塞俄比亚流离在外的侨胞负责运营。在埃塞俄比亚本国境内，它的网站和电视服务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埃塞俄比亚人依然能够通过卫星和代理服务器收看它的电视频道和网站。
泽勒克告诉我，ESAT 卫星服务已经被政府停止过 20 次，最新一次服务器失灵就发生在一月上旬他和我见面的几分钟之前。他把这封可疑的邮件推转发给了公民实验室的马尔恰克。马尔恰克发现，这封邮件带有一种低端的窃听程序，这一窃听程序似乎是由一家专门向各国政府提供监控软件服务的 Hacking Team 公司开发的。
埃塞俄比亚情报部门使用意大利公司 Hacking Team 和疑似欧洲公司 Gamma Group 提供的软件，搭建针对记者和政敌的侵略性监控系统。通过这一方式，政府可以远程调用他们公司里的摄影设备和传声设备，记录电脑键盘被敲击的次数，监控网上活动。马尔恰克告诉我，由于间谍事务固有的秘密性，人们很难确切得知这些攻击和其他监控功能被使用的频率;而且这些黑客活动的目标对象也不知道具体有谁，或者被监控者也不想透露他们是为什么被监控的，因此人们很难评估这些黑客活动的目的及其所使用的工具。
泽勒克是一名记者，政见观念和埃塞俄比亚政府有所不同。此外，他也是 Ginbot 7 组织的一名成员，这个武装反对团体被埃塞俄比亚政府打上了 “危险组织” 的标签。不过安全专家告诉我，没有证据显示 Ginbot 7 曾从事过任何危险活动，而且这一组织也不在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partment)列出的危险组织名单上。
Ginbot 7 很大程度上是由流亡在外的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这些人在他们想要改变的这个国度以外运营着这个组织。据一份 ESAT 报告显示，Ginbot 7 已经攻击过埃塞俄比亚政府士兵了 —— 泽勒克也向我确认了这点。
2016 年初，泽勒克辞去了 ESAT 常务董事一职，他没有时间再来做这份工作了。而且他告诉我，他担心他可能也没办法再保持客观的态度了。他现在仍是这一组织的顾问，不过这个广播电视站小小的工作室里还是为他保留了一个角落办公室，上面挂满了一排著名人权组织颁发的奖项。这其中，有一个奖项就是颁给埃斯金德·内加的。泽勒克告诉我，埃斯金德 “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独立媒体的先驱者之一”，ESAT 代表埃斯金德领了这个奖。
在泽勒克的办公室里，埃斯金德的奖项边上，挂着一副 Ginbot 7 组织创始人安达尔加丘·琪吉(Andargachew Tsige)的巨大个人军装肖像。琪吉被认为已经在埃塞俄比亚被捕了。我本来想拍一张这幅肖像的照片，但我要拍的时候，泽勒克挡在了我面前。
“我不觉得这照片适合出现在这个故事里。” 他说着，把琪吉的照片从我镜头前移开了。
埃斯金德被捕后，每个周末，塞尔卡莱姆和纳夫科特都会去探监。埃斯金德曾试图说服纳夫科特，想让纳夫科特相信，他的父亲现在只是在 “学校” 里上学，而不是在监狱里服刑，想要以此减轻他那年轻的儿子因为父亲缺席而承受的压力负担。然而，这个在监狱里出生的男孩儿并不相信他的父亲是在学校里。他会对他的父亲说：“不，你是在坐牢。”
一直以来，纳夫科特·内加都认为，他父母的职业是一种等同于危险行动的犯罪行为。为了让国民在心里保持类似的观念，埃塞俄比亚的创新产业被拖了后腿，那些能够连接互联网的人更是成为了冷酷无情的黑客活动的目标对象。
塞尔卡莱姆告诉我，他们前去探监的时候，监狱工作人员会当着他们家人的面羞辱监狱里的犯人。埃斯金德越来越担心纳夫科特会对无情冷酷的行为见怪不怪，担心他会对世界产生厌憎之情。
“为了你所信仰的事物进监狱并没有什么，但是看到你的家庭和你的儿子为此受到影响，这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他不能忍受这些，要我带纳夫科特走。” 塞尔卡莱姆告诉我。埃斯金德所受到的真正惩罚并不是在铁窗后虚度光阴、浪费时间，而是看见纳夫科特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遭受痛苦。
埃斯金德开始在他的妻子和儿子每次来探监时，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们带机票了吗?” 他也要求其他来探监的家庭成员和朋友，劝说塞尔卡莱姆和纳夫科特尽快离开埃塞俄比亚。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确定自己家人平安无事的情况下，平静地过完牢狱生活。
纳夫科特上一次看见他的父亲是在 2014 年 6 月 23 日。那时，塞尔卡莱姆已经买了两张第二天飞往美国的机票。他们最后一次前来探监时，埃斯金德努力想要让自己的儿子振作起来。
他大声说：“美国离这里很近的!”
塞尔卡莱姆告诉我，她想要为纳夫科特创造一些关于他父亲的积极记忆。她希望能说服儿子，让他相信，他父亲的牺牲并非徒劳无功。埃斯金德预计将于 2030 年出狱，到那时，纳夫科特就要 23 岁了 —— 而他的父亲埃斯金德正是在 23 岁时，在埃塞俄比亚翻开了第一份报纸。
出处：VICE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