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上位之后，励精图治 ，继贞观之治后，更上一层楼的极盛时代:开元盛世。李隆基就像是一个穷小子白手起家闯下了一番事业，创业之时什么苦都能吃，立业之后反而倦怠了，昏招尽出不理朝政，最终走向了衰落。
志骄意满是玄宗后期思想的一大变化，他的这种志骄意满思想集中表现在拒谏饰非方面。“人之立事，无不锐始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宋代史学家宋祁的这一论断，几乎是一些历史人物的必然规律，玄宗也正是如此。在中外的一片赞叹讴歌声中，唐玄宗渐渐滋长了骄奢淫逸的思想情绪。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拜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韩休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玄宗小有过失，他从不肯轻易放过，使玄宗的言谈举止受到一定的约束。因此韩休只做了七个多月的宰相。
继韩休为宰相的张九龄也为人正直，遇事常犯颜强谏。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斩契丹叛臣有功，玄宗欲提拔他做宰相，张九龄苦苦相劝，认为不能用宰相职务奖赏功臣，玄宗总算勉强接受了。事过一年后，玄宗又听说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任河西节度使时治理有方，是一个良将，欲加授尚书职衔。张九龄认为牛仙客不过是一个使典，若授任他一个清要官职，则将是朝廷的耻辱。后来，玄宗又想给牛仙客增加实封户，张九龄又出面劝止。玄宗对张九龄的一再规谏已很不耐烦，就在这一年，他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并将牛仙客封为工部尚书、同门下三品。玄宗统治了20多年，即渐渐怠惰政事。
由节欲戒奢到奢侈淫靡是玄宗生活作风上的一大变化。开元初年，玄宗的简朴作风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到了开元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社会产品的丰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在他的志骄意满及怠惰思想的腐蚀下，玄宗开始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宫室。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仅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就在长安、洛阳两地建造豪华的殿宇台榭千余间。为了避暑，他修造了高级的凉殿。即使在酷暑季节，烈日当空，而里面却凉爽宜人。
后在华清宫，又重新扩建了汤池，制作极其华丽。此外，又修造了几十间长汤屋，四周用精美的花纹石砌成，池中放着银楼漆船及白香木船，所用揖格也都镶嵌着珠玉。华清宫(即华清池)处有两个池子专门供唐玄宗和杨贵妃洗浴外，还有十六个池子供妃子们洗浴。每当唐玄宗幸华清宫时，贵妃姐妹都要随行，她们竞车服，比华丽，车服上装饰着金翠，夹杂着珠玉，金灿灿，光闪闪，一车的费用就不下几十万贯，费用高得惊人。
司马光对唐玄宗奢侈极欲的生活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窬之心，卒致銮舆播越，生民涂炭。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明皇把张九龄和裴耀卿罢相，任命李林甫做正宰相。李林甫担任宰相共19年，是明皇朝任期最长的宰相。李林甫专权时，牛仙客是他的副手。从开元二十四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由于唐明皇的昏庸和李林甫的专权，使得唐王朝的统治逐步瓦解了。自从张九龄被明皇罢相以后，朝臣们都接受了教训，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敢再直言谏谏了。李林甫担任宰相职务后，在由东都返回西京、太子废立，特别是奖励军功、重用官吏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都支持了玄宗。因而最后玄宗抛弃了张九龄而选中了李林甫。
玄宗把李林甫置于权力之巅后，李林甫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极力排斥和打击那些受到玄宗赏识并有可能入相的人，并利用玄宗疑忌太子的心理，兴起了几次大狱。李林甫处处遵从玄宗的意旨办事，因此深得玄宗信任，“悉以政事委林甫”。而林甫在政务的处理上，也能做到“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他死后，杨国忠构陷李林甫与突厥阿布思谋反，《旧唐书》说:“天下以为冤。”说明当时不仅是“朝野侧目，惮其威权”，而且是因其业绩，确实享有相当高的威望。
李林甫自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开始担任宰相，至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病死卸任为止，一直是毫不动摇地盘踞在相位上，细究其缘由，是因为玄宗晚年昏庸、怠忽朝政，而李林甫本人也异乎寻常的精明，更有他一套固宠保位的伎俩。李林甫初任宰相时，宰相张九龄身为中书令政治地位和声望都在他之上。李林甫虽然在政治才干、文化素养上与张九龄有天渊之别，但他事事迎合玄宗心意，甜言蜜语地奉承皇帝左右。正是凭此李林甫得到了玄宗的青睐和恩宠。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幸东都洛阳。此前他曾颁下敕书，决定来年二月二日农闲时返回长安，要沿途州县做好迎送准备。敕书颁下不久，洛阳宫中闹“鬼”，玄宗惶恐不安，第二天召集宰相商议，决定立即动身返回长安。宰相裴耀卿、张九龄认为等到十一月在农收完毕西还为宜。玄宗听了，一时心意不定。李林甫揣知玄宗的心意，当裴、张二相退去时，他便独自留下劝玄宗说:“长安、洛阳，不过是陛下东西两宫，往来行幸，何必择时?假使妨碍农收，但应免所过地租税而已，臣请求宣示百司，即日起行。”李林甫迎合玄宗心意，进而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玄宗返回长安不久，听说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河西任职时政绩突出，欲加授他尚书职衔，经宰相张九龄劝说而止;又想给牛仙客增加实封户，张九龄再次劝止，玄宗闷闷不乐。李林甫洞知玄宗的心意，事后对玄宗说:“牛仙客有宰相之才，义何止于尚书!九龄乃一介书生，真不识大体。”玄宗听了李林甫的话，正中心意，十分高兴。
第二天，玄宗与宰相复议给牛仙客增加实封户一事，张九龄仍然固执己见，玄宗有些恼怒。李林甫当时一言不发，退朝后又迎合玄宗的心意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理。”玄宗见有宰相李林甫的赞许，于是不顾宰相张九龄等人的反对，赐牛仙客为陇西县公，食实封300户。李林甫就是这样事事迎合玄宗，投其所好，使倦于万机的玄宗时时感到心满意足，从而得到了他的信用。于是不久，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进为首席宰相。从此，他的政治地位便固若金汤。
玄宗晚年很少早朝，而且每天上朝的制度也难以坚持。李林甫为了蔽塞玄宗的视听，自专大权，一次他公然把谏官召集在一起，扬言现在明皇在位，耳聪目明，决断万机。群臣光是顺应、承诏奉旨还忙个不迭，何须你们品头论足、多嘴多舌。另一方面又恫吓谏官，说谏官不要上疏言事，否则决不会有好下场。
天宝八载(749年)，咸宁太守赵奉璋对李林甫的乱国乱政实在忍无可忍，斗胆向朝廷告发他的二十条罪状。可是罪状还未上给玄宗，就被李林甫知道了。他立即将赵奉璋逮捕下狱，并不由分说，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杖刑而死。著作郎韦子春也因平时与赵奉璋交情深厚，受株连贬官。李林甫对于才能、声望、功业超过自己的官员，必定千方百计地除掉;对于受玄宗亲厚重用、势位逼己者更不放过;对于不走他的门路而位至公卿者，他必然给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予以贬斥;遭到李林甫妒忌排抑的大臣很多。
在李林甫排抑贤能大臣的同时，却推荐引用了平庸之辈。在他专擅朝政之时，玄宗所任用的宰相还有牛仙客、李适之和陈希烈，其中李适之尚是贤能宰相，却遭李林甫谗害而死，而牛仙客与陈希烈俱是庸相。当时，玄宗倦怠政事，有时不上朝听政。李林甫也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宰相坐衙到已时就可以开道回府了。百官办事，都要聚集到李林甫家里。省台衙门里空空荡荡，即使陈希烈坐镇衙门，百官竟无一人找他办事。由于李林甫冤杀人多，结仇怨多，坏事做绝，他整天提心吊胆，恐怕刺客暗算自已。每次出入，骑从甚多，戒备森严，在距他100多步远的地方设立警卫，金吾兵为他开道，在家里也是重墙复壁，墙四壁都要用厚木板或石头包上一层，唯恐刺客穿墙而入。晚上睡觉也不安眠，为了防备刺客，一夜之间要换好几个地方，即使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究竟睡在什么地方。
在唐玄宗志骄意满、倦怠万机之时，他要高居无为，放手让宰臣治理朝政，李林甫正适当其会。他赢得了玄宗的恩宠和信用，贤能大臣被排挤，言路被堵塞，这样他便开了唐代奸相长期专权的先河。开元前期，玄宗接受了贤相姚崇提出的戚属不任台省官的建议，皇亲国戚几乎无一人任台省高官的。开元、天宝之际，自杨贵妃遇宠以后，杨国忠的进用遂打破了这一成规。杨国忠本名钊，是杨贵妃的远房兄弟，借着裙带关系逐渐站稳了脚跟，常在宫中陪伴玄宗宴会。玄宗很欣赏他的精明强干，当众称赞他是个度支郎才。不料这话被贵妃姊妹抓住把柄，一再请求任杨钊做度支郎官。
当时王铁因善于聚敛而赢得了玄宗的信用，由户部郎中升任御史中丞、京徽采访使。杨氏又请托王铁，王铁也想讨好杨氏姊妹，便顺水推舟，奏任杨钊为度支判官。不久杨钊又迁任监察御史，位居清要官之列。当时李林甫屡兴冤狱，他见杨贵妃受宠，杨钊又与她同族，可以恃宠为奸，就暗中勾结杨钊，作为自己的心腹;而杨钊也想利用李林甫而腾达，并得到了李林甫的青睐。同时杨钊又通过贵妃姊妹的关系刺探玄宗的动静与好恶，每次奏事，无不符合玄宗的旨意，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提拔他做度支员外郎，不到一年，即兼领15余使。天宝七载(748年)又擢升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杨钊认为自己的名“钊”字含有金刀，与图徽相同，请求改名，玄宗为其赐名“国忠”。
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病死，杨国忠代替他做右相(中书令)兼文部(吏部)尚书，执掌朝政，凡领40余使职，由于万事辐辏于一人，他一天到晚，只在政令、文簿上签字都应接不暇。在短短的七年中，杨国忠借裙带关系平步青云，玄宗朝由此进入了外戚专权的时期。杨国忠也和李林甫一样是一个奸佞权臣，他嫉贤妒能、用人唯亲、贿赂公行、朝政腐败，促成了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
唐代真正亲用宦官是从玄宗开始的。玄宗在位已久，天下相安无事，财用富足，渐渐滋长了奢侈淫靡之风，开元、天宝之际，宫嫔多至四万人，宦官人数也随之剧增，穿黄衣的宦官多至三千人，穿朱紫服的竟至千余人。凡是玄宗所称心如意的宦官往往拜三品将军，并享受同级朝官的一切待遇。宦官中的显贵者如杨思助、高力士、黎敬仁、林昭隐、尹凤翔、韩庄、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朱光辉、郭全、边令诚等，有的在玄宗左右供职，有的出任监军，有的出使藩国，有的主持教坊或礼佛等。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几乎无不介入。
高力士是玄宗身边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人物。高力士和另一个宦官杨思助参与了诛杀韦后及太平公主两次宫廷斗争，立有大功。玄宗即位后，授杨思助右监门卫将军，常派他持节外出，将兵征讨。杨思助残忍好杀，治军极严，屡立战功。高力士则留在玄宗身边，任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内侍省由清一色的宦官组成，为皇宫中日常生活服务。高力士成为宫中宦官的首领。力士年长玄宗一岁，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玄宗左右，五十多年来，形影不离，在长期的接触中，力士揣摸透了玄宗的性格爱憎、思想意图，他说话、办事完全以玄宗的利益、意志为准则，忠贞不贰。高力士为人行事不居功自傲，态度谦和，处事谨慎公平，善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传达玄宗的旨谕，处于显要地位，并不专权独断，既受皇帝的信任，也不为朝臣反感。
玄宗对高力士则特别的眷顾和信任，视力士为头号心腹，把他放在自己与外界联系的关键环节上，“每四方进奏，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高力士地位特殊，自然身价百倍。在宫内，太子称他为“二兄”，诸王公亲称他“阿翁”，驸马辈称他“爷”，都对他敬重不怠。由于玄宗的信任，高力士的官位不断升高。玄宗时代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如太子废立、李林甫出任宰相等，都和宦官高力士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天宝初，加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工大将军。天宝七载，加骠骑大将军。
安史之乱中，随玄宗至成都，进封齐国公。从成都回到长安，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500户。随着官职的晋升，他的财富也相应地增长，其资产的殷厚，非王侯可以比拟。开元、天宝之际，宦官势力刚刚崛起，还不具备专擅朝政的条件，玄宗在位时期，还没有宦官擅政。但是由于玄宗宠信宦官，故而为他们创造了干预朝政的政治条件，使宦官由家奴而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为晚唐宦官专权埋下了祸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