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名词解释是什么？
鸳鸯蝴蝶派是30年代出现的专门描写才子佳人和武侠济良的文学创作流派。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曾这样概括这一流派的创作：“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禁，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
文学创作
鸳鸯蝴蝶派的成员大多是苏州人，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范烟桥、徐枕亚、李定夷、张恨水等人。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都是以言情、哀情、艳情、家庭、武侠、神怪、侦探、宫闱、黑幕等为题材，《啼笑姻缘》是这一派的代表作。
鸳鸯蝴蝶派还曾创办过百余种报刊，如《小说月报》、《消闲钟》、《红玫瑰》、《民权素》、《快活》、《礼拜六》等。这些刊物开宗明义，主张“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提倡文学上的趣味主义，有时也提到小说要“于社会有益”。
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是谁
鸳鸯蝴蝶派盛行于民国时期，内容多为言情多以才子佳人为主题。
这一流派作家很多，影响更大的有五虎将及四大说部。
五虎将为：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张恨水
四大说部有：《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姻缘》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特点是？
鸳鸯蝴蝶派是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最初热衷的题材是言情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上海文艺之一瞥》），并因此得名而成为鸳鸯蝴蝶派。这一派的早期代表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是用四六骈俪加上香艳诗词而成的哀情小说。这一流派曾广受大众读者欢迎，也曾广受新文学界的批判，其影响非常广远，甚至于到了今天，还有人在批评所谓“媚俗、低级文化”时仍将他拿出来作为代名词。
此类小说的特点是：（1）重继承和多保守，核心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2）才子佳人满天飞。（3）标榜趣味主义，内容庸俗，思想空虚。总体上是“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4）经典名作也含有进步思想，主要表现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思想意识，表现了病态社会中小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
代表作品：《啼笑姻缘》，《金粉世家》《断鸿零雁记》《玉梨魂》《情茧》《恋之梦》《爱途历程》《言情小说家之奇遇》《火车中》《沧州道中》《东方神侠传》《雪鸿泪史》《舞宫春艳》《民国艳史》《唐代宫廷演义》《杨乃武和小白菜》《海外缤纷录》《霍桑探案集》《脂粉》《一个猎艳者的精密思想》
代表人物：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鸥、冯玉奇等
什么叫鸳鸯蝴蝶派风格？
鸳鸯蝴蝶派，也称礼拜六派或民国旧文学派。它产生于20世纪初，“五四”前夕达到鼎盛时期，而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随着政治上的变革而结束，其活动时间约40年。“鸳鸯蝴蝶派”小说萌生于1903年前后，1912年出现了它的代表作——《玉梨魂》，此后就形成了一个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小说最早出现于上海，后来渐及北京、天津等其他城市。当时刊载这类小说的报纸、杂志有数百种。至于这一派的具体所指，在当时就相当模糊。有人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指通俗小说中的言情小说，因为那些作品中常写爱情故事，离不开“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范围。也有人认为是指那种常用四六句的文言小说，“看文字，真像一对一对的鸳鸯，一双一双的蝴蝶。”但是从郑振铎等点名批评的作家作品看，“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所指，远不止于此，它实际指的是当时所有注重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文学。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学为了争夺文化阵地，对这类小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周作人之一个站出来。1918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点名批判了“《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1919年1月，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再次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此后鸳鸯蝴蝶派几乎成了封建文艺、反动文艺的代名词。反省一下学术界过去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有不少是违背历史的。在商品经济盛行的今天，很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再评价。
目前，中国现代性建设正在进行中。“五四”新文学为中国现代性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一样，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如果我们把近代、现代、当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鸳鸯蝴蝶派”文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性建设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主义，一是民族主义。
人文主义是在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它肯定人的权力，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鸳鸯蝴蝶派文学以人的情欲抗拒封建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发展个性，主张婚姻自由。
鸳鸯蝴蝶派的早期代表作《玉梨魂》（发表于《民权报》）写的是一出爱情悲剧。青年寡妇梨娘和来家中教书的落难才子何梦霞相恋，这一对男女的感情相当炽热 ，但是迫于当时封建礼教的压力，他们只能通通信，作作诗，借此来发泄心中的相思之苦。梨娘痴得很，她想自己不能和梦霞结合，就打算把自己的小姑介绍给他，以弥补这个缺憾。事情得到公公的同意。可男女双方都勉强之至。梦霞的心上人还是梨娘，小姑则为这不自主的婚姻而 *** 心。三个人都怨，都恨。梨娘因情 *** 而病 ，病中拒服药石殉情而 *** 。这正是梨娘对迫害她的罪恶封建社会的一种抗争。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爱情悲剧主要目的是揭示封建社会给青年男女所造成的婚姻不能自由的痛苦。可有的批评者却认为作品宣扬了梨娘“发乎情，止乎礼”的封建贞操观念，这是没有道理的。何梦霞在深受 *** 后，也有所醒悟，发出了“励我青年，救兹黄种”的呼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最后战 *** 沙场。小说写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而揭示的是社会问题，主要倾向是激起人们对社会的怀疑与否定，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周瘦鹃的短篇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原刊《礼拜六》第16期）中的陈宗雄为自己 *** 后爱妻的将来着想，要她委身于昔日的同窗好友洪秋塘，不必为他守节。“这充分表明了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对‘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1]，可批判者却说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趣味和情调，它迎合着‘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买办资产阶级消遣的口味，而对青年，正是一种宣传消极绝望人生观的毒药”，这和现实相差多么远呀。
包天笑是鸳鸯蝴蝶派鼎盛时期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一缕麻》写的是一个聪明美貌的女子自幼许配给一个丑陋痴呆的富家子弟的婚姻悲剧，小说所揭露包办婚姻残酷性的反封建意义，和当时青年追求民主和向往婚姻自由的思想愿望相一致，所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梅兰芳曾在回忆录里说，他根据包天笑的小说改编成的时装新戏《一缕麻》上演后，曾感动过一些看过此剧的家长，应子女要求，解除了不合情理的婚约，可见这部小说产生的积极影响。
特别要看到，鸳鸯蝴蝶派的许多作品都有一种爱国主义思想，一种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性。如周瘦鹃的《真假爱情》《为国牺牲》，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等等。
当年《礼拜六》的主编周瘦鹃回忆说：“当年《礼拜六》的内容……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他认为《礼拜六》的作者，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有一个莫大的弱点，就是对于社会各方面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这些话还是比较中肯的。“五四”新文学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封建社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它们和封建主义是彻底决裂的。相对来说，鸳鸯蝴蝶派文学反封建没有“五四”新文学那么彻底，那么一步到位，它们和传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有些作品或情节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即便是如此，鸳鸯蝴蝶派的主流却显示着对现代性的一种追求，这是明显的，毋容置疑的。他们是和时代潮流一同前进的“五四”新文学的同路人，方向是一致的。实事求是地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经深深触动了封建婚姻问题。没有这些小说中的“殉情”“惨 *** ”，就没有“五四”小说中的“出走”“私奔”。 *** 代表毁灭之美，说明新旧不可调和， *** 才为后人开辟了道路。鸳鸯蝴蝶派作家还宣扬了感情至上的现代爱情观，体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现代性和先锋性。
历史是复杂的。无论如何，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不可能是单向度发展的，也不可能仅仅只有“五四”新文学这样惟一的形式。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对历史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包容的心态。实际上像鸳鸯蝴蝶派文学这样的写作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这种现代性也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是一种高韬激越地采取一种和传统完全决裂态度的现代性，那么相对而言，鸳鸯蝴蝶派文学应是一种温和的平缓的现代性。
二
鸳鸯蝴蝶派文学另一个经常受到学界批判的是其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他们把文学当做高兴时的游戏、失意时的消遣的文学观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媚俗倾向，被学界所不齿。
鸳鸯蝴蝶派的确是很注重文学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这从鸳鸯蝴蝶派的有代表性的刊物《礼拜六》杂志的“出版赘言”便可看出。然而对于鸳鸯蝴蝶派的这一文学主张，我们不能给予简单的否定。文学本来就是从游戏、消遣中产生的。关于艺术的起源有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等，它们都不否认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使人娱乐、放松、怡情养性、恢复疲劳，从而增进精力进行再生产的功能。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学除了娱乐的功能外，也可以宣传、启蒙、教育，可以战斗……当然也可以造谣、撒谎、教唆、恐吓等。但文学的最基本功能是娱乐。完全排除了娱乐的宣传、教育、战斗，那就不再是文学了。
中国文学到了晚清时期，启蒙战斗的功能徒然增强。但是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2年至1918年，通俗小说独踞文坛中心，其中大放异彩的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到了现代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寻找一种代替封建文学的正宗文学。“五四”新文学提出“人的文学”，提出要描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从整体格局看，“五四”文学还基本处于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经过文学研究会，“到了左联时期，便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代，从而完成了寻找文学正宗的任务”[2]。从此，文坛以革命文学为主宰，文学的功能则以政治与教化为主导，文学的一元化格局基本形成。抗战以后，这种格局日益鲜明。从晚清和整个现代文学的格局看，鸳鸯蝴蝶派无疑是对过分强调文学的功利性的一种调节。所以鸳鸯蝴蝶派讲究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以它前所未有的功绩，宣告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开辟了一个新文学的世纪。但这也导致了一种恶果——民族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的倾向。其恶果使新文学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鸳鸯蝴蝶派文学与传统的关系不像“五四”新文学那样彻底的决裂，而是寻求一种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和传统的转化。传统通俗小说的“志怪”“传奇”，趣味性就在“怪”和“奇”上。后来的“话本”“章回小说”无不讲究趣味性。传统通俗小说的长处就在于通过趣味性，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诲，收到“劝俗”的效果。“趣味性”在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审美标准。鸳鸯蝴蝶派文学很讲究作品的趣味性，他们很好地吸取了这一优秀的文学传统的营养。首先，他们在创作时并不是随心所欲、任意编造的，而是有生活基础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就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梨娘的儿子鹏郎是作者的门生，他的母亲工于诗文，与作者曾经相认识，作者的妻子婚后被恶姑虐待致 *** ，《玉梨魂》是悼念亡妻而作。正因为作者有生活实感，在构思这幕爱情悲剧情节时，才写得如此逼真，缠绵悱恻，曲折动人，故而轰动文坛。作为记者，张恨水深入到社会的各阶层之中，这种丰富多采的生活，为他创作有趣味性的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但真正要创作出有趣味性的作品，作家还要有个基本出发点和依据，这就是进行美的趣味性的创作的要求和准则。只有那些与广大读者涉足现实的要求紧紧结合在一起，与人们普遍关注历史发展趋势的心理状态紧紧联系在一起，作品的趣味性才有与读者对话的可能，才有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共鸣的可能，从而达到激发人们精神的积极效果。这种富有艺术魅力的趣味性，包括通常说的“噱头”。鸳鸯蝴蝶派作家深谙这种“噱头”的重要性，光有言情是不够的，情节还要有“噱头”，要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要让大家快活快活。而要做到这样不容易。据说张恨水应《新闻报》主编严独鹤的邀请，写有“噱头”的小说，苦思了几个晚上不睡觉，还是没辙，只好到附近的天桥转一转。在钟楼附近看见了卖唱的，想起前几年发生的军阀抢小姑娘的事情，与左笑鸿聊了两天，才构思了《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这部反封建的言情小说，有力地暴露了当时封建军阀的腐朽、丑恶，使得当时大城市的男 *** 为之疯狂一时，就是因为小说含蓄的人情味和缠绵悱恻的故事。又因张恨水在写《啼笑因缘》时，认为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应该反映人民和社会的思想，小说应有吸引人的社会性和新闻性，这使得其小说的主题更加深入，“噱头”更耐人寻味。以致当时此书风靡一时，发行量非常大。
由此可知，鸳鸯蝴蝶派小说讲究的是一种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现代性，是一种与市场结合，面对当时市民观众的大众的现代性。它之所以讲究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是为了使自己能在当时市场上更好地立足，和大众可以更亲近地交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可以被大众接受。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策略。金庸和琼瑶小说的一度走红，也许是世纪初的文化现象在世纪末的重演。
当然，鸳鸯蝴蝶派他们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都市欲望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当时的上海是租界，另有“治外法权”，言论比较自由。同时印刷业和媒介日益发达，带来了出版业的兴盛，这为小说的出版和传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知识分子除了传统的谋生方式外，还可以“卖文”为生。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使上海成为当时的“十里洋场”，造就了一大批市民阶层。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更直接的多种观念之间的碰撞，必然带来欲望的膨胀。对传统宗族观念的游离，使人们的欲望更需要表达。商业化都市的发展也使书局报刊被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之中。作为以“卖文”为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们不得不考虑作品的读者，不得不在作品中承载当时都市市民的欲望，迎合他们的趣味与观念，迎合他们对作品的接受方式。可以这么说，它是满足现代都市欲望的一种现代性。鸳鸯蝴蝶派作家没有建设现代性的意识，可他们却无意识地在进行着。当然，既然是一种商业化的写作，就难免出现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少数鸳鸯蝴蝶派作家就难免去迎合部分市民的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有人把《九尾龟》称为“嫖界指南”，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总的来说，这只是少数作品，或者说是作品中的次要方面而已。
三
总的来说，鸳鸯蝴蝶派文学和“五四”文学一样，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五四”新文学是一种启蒙的精英意识的现代性，它主要面对知识分子；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一种世俗的现代性，它寻求的是与市场的结合，选择与当时的市民观众结合的方向。“五四”新文学是一种激进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现代性，对传统采取了彻底决裂的态度。鸳鸯蝴蝶派文学代表了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现代性，它寻求的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结合与传统的转化，对于传统的不合理和不人道采取一种温和的否定的态度。它们是现代性在不同方面、不同思路上的不同选择。
鸳鸯蝴蝶派的名称概述
其实，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正确解释，应当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这一流派一直得不到新文学界各派别的承认，是有其很复杂的历史背景的：时代潮流的激荡，文学观念的演进，读者心态的变异等多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其本身的先天的缺陷，都决定了它必然要经历一段受压抑的历程。该派与“新派”文学之间的论争，说到本质上，也就是“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平民”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的矛盾的产物。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包天笑曾谈及他的创作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这十个字是极凝炼概括地代表了这一流派大多数作者群的思想实况。这与“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中的极力提倡科学，反封建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在形式上，鸳鸯蝴蝶派则以长篇章回体小说为其特色，而短篇最可读的首推传奇故事，也即他们仍然承袭的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而新文学在初创阶段就主动摒弃章口体，而重点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新上。这样、在“五四”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时，在新文学阵营眼里，他们还“拖着一条无形的旧民主主义的辫子”，而他们在作品中的某些传统意识，必然与新文学营垒形成一对矛盾。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分道扬镳，“五四”前后新文学界对该派的主动出击是无可避免的，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创新的必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面前，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场批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在五四时期对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严重批评是抨击它的游戏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这是有关文学功能方面的原则分歧。文学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它应该有战斗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