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又称信息鸿沟，是指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最先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 1999 年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随后，数字鸿沟最早正式出现在美国的官方文件里面–1999 年 7 月份美国官方发布的名为《填平数字鸿沟》的报告。2000 年 7 月，世界经济论坛组织（WEF）向 8 国集团首脑会议提交专题报告《从全球数字鸿沟到全球数字机遇》。当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数字鸿沟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问题。
在英文里面，数字鸿沟大多数时间统称”Digital Divide”，也有时候叫做”Digital Gap”或者”Digital Division”，本意是数字差距或者数字分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顾问 Dannisi 指出，数字鸿沟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美国”全国城市联盟”的技术计划指导 Keith Fulton 认为，必须落实培训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数字鸿沟并不仅仅指是否拥有计算机。历史上发生过”工业革命”，但许多国家在工业革命中各行其道，许多国家落在后面。
美国商务部的“数字鸿沟网”把数字鸿沟概括为：“在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的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处于这一鸿沟的不幸一边，就意味着他们很少有机遇参与到我们的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当中，也很少有机遇参与到在线的教育、培训、购物、娱乐和交往当中。”这一定义主要从经济、技术角度入手，虽然没有包括文化、民族、性别、代际方面的差异，但是道出了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些学者也认为，所谓的”数字鸿沟”应当被称为”知识鸿沟”或者”教育鸿沟”。在互联网时代，个人计算机的主要用途已经由计算转化为信息搜索、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了。所谓”知识鸿沟”，就是一方面闲置着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这些劳动力却因为知识储备不足而无法被吸收到最具价值创造潜力的、占国民经济比重高于 70％的经济过程中去，从而不得不拥挤在只占国民经济价值总额 30％以下的传统农业和工业部门内。
同我国的地形梯级分布相似，我国不同地区使用数字技术的程度也曾梯级分布，只不过方向刚好相反，表现为东部沿海城市数字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程度较低。无论是实际上网人数，还是上网人数所占人口比例，东部省区都大大超过中西部地区。
数字鸿沟的存在
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
“数字鸿沟”一词是联合国和发达国家首先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这一概念，将之作为南北对话的重要议题。但就目前情势看，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较为主动。
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发达国家对新科技革命及信息化的相关社会影响较为敏感，特别对国内”数字分化”有较强烈的感性认识及危机感。
南北”数字鸿沟”问题及南北差距的继续拉大，使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敌意和反感增加，对全球化的疑虑增多，这不利于西方推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因而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
发达国家国内传统信息产品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大批信息技术和产品需要通过大规模扩散实现增值和升级，此时发达国家公司急需打开、创造和培育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产品市场。正如美国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所说“所有参与因特网革命和消除’数字鸿沟’的公司最终也会享受到消除’数字鸿沟’后带来的市场机遇”，可谓一语中的。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数字鸿沟”问题缩小南北”数字鸿沟”，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建设问题，必然涉及缩小南北整体经济差距、扶贫、减债、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南方国家的贫困化问题，使之拥有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条件，”数字革命”只能是空谈。”正在挨饿的穷人不可能靠数字蛋糕充饥”。
信息革命及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所带来”数字鸿沟”等问题是跨国界的，需要世界各国的平等参与、深入研讨、协商处理和共同管理。在信息领域新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由少数几个信息大国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局面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也不符合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 “的努力，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
发展中国家电信与信息化水平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中有一半人口未打过电话，整个非洲的电话线路加起来才抵得上一个纽约曼哈顿岛的电话线长，芬兰一国的电脑主机数量要多于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 300 台电脑。而发展中国家仅为 16 台。
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 17％，但网络用户却占世界总量的 80％。发达国家平均 6.8 人有一人为网络用户，而发展中国家平均 440 人才有一人上网。
全球 90％的电子商务额被发达国家垄断。美欧发达国家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占全球信息技术总投资的 75％。目前国际互联网全部网页中有 81%是英文的，其他语种总共不到 20%。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
在全球信息产业中，中央处理器（CPU）的产量美国占 92％，系统软件产量美国占 86％。美国 lT 产业投资占全球总投资的 41.5％。美国微软公司的”视窗”（WINDOWS）系统占据全球操作平台应用量的 95％。
1999 年美国因特网用户占全球因特网用户总量的一半以上，电子信箱占全球总量的 58％，电子商务额占全球总额的 75％，商业网站占全球总数的 90％。目前世界性大型数据库近 3000 个，其中 70％设在美国，全球共有 13 台顶级域名服务器，有 10 台设在美国。
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的测算，美国信息能力的总指数约为我国的 11.6 倍。
发达国家的国内分化
（1）阶层差异。据调查，美国年收入 7.5 万美元的家庭 87％拥有电脑，68％家庭上网，而年收入低于 1.5 万美元的家庭中，只有 7％有电脑，2％与因特网相联。
（2）种族差异。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家庭的电脑拥有率和上网率要比白人和亚裔低 60％左右，在美国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仍有 99.5％的非洲裔、98％的拉美裔不能使用网特网。
（3）行业差异。美国信息技术业工人的平均年薪比其他私营部门工人工资高 85％，1992 年至 1998 年，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差距扩大了 1 万美元。
（4）年龄差异。英国使用因特网的人口中有 50％以上属于 15-24 岁群体而这部分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 15％，超过 64 岁的人口中每 25 人中只有 1 人上网。
（5）男女性别之间、城乡之间及不同教育背景人群的信息化差距也日益明显。
中国
2002 年 4 月 22 日，美国 Nielsen//NetRatings 发表了有关 2002 年第 1 季度全球家庭因特网用户人口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中国的因特网人口为 5660 万，在各国因特网人口中名列第二，在亚太地区名列第一。
据该公司称，如果中国家庭因特网普及率能达到现在已超过 50％的美国、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水平，中国将成为非常有潜力的市场。据中国信息产业部透露，目前申请上网的新用户正以每月 5～6％的速度增长。因此，如果这一增长率继续保持下去的话，3～4 年后因特网就将普及到 25%的家庭”（该公司）。
另外，由于目前中国只有 35.6％的家庭安装了固定电话，因此该公司预测，如果安装固定电话的家庭增加，因特网人口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网络用户虽然持续增长，但其普及和应用主要发生在城市，网络用户中只有百分之零点三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的 740 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大于东部。信息产业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到 2000 年 6 月底，西部农村固定电话普及率将仅为 1％。在青海，目前还有 21％的乡镇和 65％的行政村不通电话。全国最后 20％不通电话的行政村，绝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区。
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2 年 1 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分布是华东（36.0%）、华南（24.3%）、华北（17.7%）、西南（9.0%）、东北（8.4%）、西北（4.6%）。排在最前五位的省（直辖市）分别是：广东（10.40%）、北京（9.80%）、上海（9.20%）、江苏（8.00%）、浙江（6.60%），最后五位是：贵州（0.60%）、海南（0.50%）、宁夏（0.30%）、青海（0.20%）、西藏（0.10%）。
不均等的机会
富国的先行优势
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资料认为，通过信息技术和知识来创造价值的”新经济”是一种”富国现象”。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搭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在”知识权力”集中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全球垄断获取”先行优势”，已经牢牢占据了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至高点。
广大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部分国家尚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期，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肩负双重发展重任，部分国家不堪重负，已经被边缘化。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信息（知识）和人才成为生产函数中极为重要的内生变量，这客观上弱化了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普通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优势，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南南合作的潜力。知识和人才有其流动性和聚集效应，发展中国家知识创新体制落后、能力不足，而本国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流失严重，遂在全球科技和人才竞争中处于下风。
信息技术和产业在发育初级需要高投入，背负重债和财政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而普通民众也无力支付高额教育和通讯费用，发展中国家在与信息秩序相关的规则制订过程中几无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穷人被隔离在”数字鸿沟”另一边。南北国家”数字鸿沟”问题，是南北经济差距的产物，同时又加剧了这一差距，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国内分化成为社会问题
美国的贫富差距自 1973 年以来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信息化进一步推动财富在信息技术所有者、企业家和金融家中的高速集聚，比尔·盖茨等网络巨子富可敌国，无缘或不能掌握网络技术的公民极易沦为赤贫或堕入社会底层?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实及趋势，使社会不满情绪上升，不稳定因素增多。
工作、学习和生活
位于鸿沟的更不幸运一方，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参与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在这种新经济中，更多的工作与计算机相关。这同时意味着获得较少的机会参与教育、培训、娱乐、购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线得到的机会。
美国政府在其设立的”填平数字鸿沟”政府网站上指出了为所有美国人创造数字机会的重要意义：可获得计算机和互联网，并拥有使用这些技术的能力，对于充分地参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们正在利用因特网，寻求商品和服务的最低价格；在家工作或者创业，利用远程教学获得新的技能，在健康方面基于更多的信息而作出更好的决定。
使用这些技术对于工作是越来越重要了，而在迅速增长的信息技术部门工作，更可获得几乎比其它部门高出 80％的报酬。
创造性的运用技术，同样可以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方式上造成很大的区别。在一些课堂里，教师使用因特网以跟上本专业的最新进展，和他们的同事交流授课计划，更多的和家长沟通。学生们则可登录国会图书馆，下载历史事件的原始文件，可以通过互联网，利用过去只有天文学专家才能使用的望远镜，探索宇宙奥秘；并且可以投身于更多的”边做边学”活动。学生们同时还创造了基于互联网的可供其它学生利用的大量学习资源–例如有关濒危物种，声音的感知，美国法官制度探索等网站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贫困者因此有双重不利。他们无法及时获取可以改善自身处境的工作信息，无缘电子商务以及寻求最低价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良机。
互联网是让机会均等的新力量
经济学家埃瑟·戴森认为，互联网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改变了权力的分配。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里，人类追求的都是经济规模，比方说，大型工厂、大众媒体。而互联网的出现，开始让世界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互联网是一种让机会均等的新力量。
也就是说，未来的差别将在于能不能把握机会。以往没有人或者很少人有机会，但是当人人都有机会时，就很容易看出，哪些人拥有必要的智商与自发的驱动力去善用这些机会。造成差别的不只是智商而已，还有个性和想象力。凡是把握机会采取行动的人，网络可以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力量。所以，一个人生来有多少财富、来自哪一个国家等等，这些因素在未来将越来越不重要，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将成为他未来有没有优势的决定因素。
世界经济论坛组织（WEF）2000 年报告《从全球数字鸿沟到全球数字机遇》认为，我们应该更好的将注意力集中于”全球数字机遇”上。这将更有利于开展那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的行动，因为那是我们今天真正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向全球数字发展的转换的机会。
技术进步，政策改革，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竞争，一起创造了一个所有国家都能从这场信息革命中获得好处的境况。技术、速度、力量和可用性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加，而费用却在降低；过去只有大的组织获得的能力现在可以被个人和小组织获得。这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加快经济发展的机会。
例如：因特网和相关的技术与服务能极大地提高包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部门在内的公司的生产力和竞争能力；能创造新的报酬优惠的工作机会，等等。而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已经从这当中获得了好处。例如，小地方和个人企业家通过互联网向国内外销售当地的农产品和其他小商品。
但是，从实践上来看，除非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取实质性的有利的措施，数字机遇不可能完全实现。首先，从教育和财政政策到电信管理，电子商务等等，新的国家战略以及财政倾向应该建立起来。同时，国际社会应该承担起支持者的重要角色。在提供技术，资本，商业专家，贸易利润，技术援助以及其他相关方面作出努力。
战略与行动
国际社会
缩小”数字鸿沟”，重要的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享用现代通信和网络基础设施，拥有大体平等的教育机会。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作出了一些努力。
1、”软件银行新兴市场”项目。2000 年 2 月，作为缩小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差距，国际金融组织与日本的软件银行合作，在 100 多个国家成立互联网公司。该项目通过 5 个方法来缩小数字经济的差别：（1）覆盖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将近 100 个国家将逐渐参与这个举措。在选定目标国家时，将着重考虑侯选国家对互联网发展的决心，适量的电话覆盖率、广播和电视系统，以及能够使互联网得以发展的足够的设施和环境。（2）与主要的互联网和网站结构技术公司进行合作。（3）在各个目标市场与当地的公司及创业者进行合作。（4）提供所需的风险资金。（5）使用”商业孵化器”的方式，来推动新公司的快速发展。
2、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 2000 年 7 月部长会议文件中，敦促各国政府把因特网和远程通信的费用降至人们能够承受的水平，向当地居民提供更多技术知识、创建更多公共接入点。文件还敦促各国政府开发使用本国语言、符合本国人民兴趣的网站。经社理事会已成为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研究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确保所有社区在 2005 年以前都能接入因特网，并保证每个人在半天路程内可上网的计划。
3、2000 年 7 月本冲绳”八国首脑会议”通过《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文件提出了缩小国家间和国内民众之间信息技术发展差距的一些原则性设想，决定成立一个高级别的特别工作小组（DOT FORCE）。特别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建设必需的网络系统，改善电脑通讯连接设施，增加上网机会，降低费用，培训人才，及鼓励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网络。
4、2001 年 10 月，上海 APEC 年会的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数字 APEC 战略》，明确提出：各成员国要采取具体和联合的行动实施数字战略，并充分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缩小数字鸿沟，迎接新经济带来的机遇。《战略》包括三个部分：1、创造加强市场结构和机制建设的环境。2、创造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发展的环境。3、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培养企业家精神。
5、2001 年 11 月，在联合国成立了解决”数字鸿沟”的顾问委员会的建议下，成立了由 30 多人组成的联合国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作组，我国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即是执行局成员之一。安南说，这一工作队所面临的严峻任务是如何在全球推广新的科学技术，确保广大贫困人口能够从中受益，并使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能够为实现促进发展这一战略目标服务。
6、2002 年 3 月 18 日～27 日，国际电信联盟（ITU）召开第三届世界电信发展大会，本次会议以”数字鸿沟”为主要议题，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本届 ITU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 1500 名政府高级官员、私营部门人士以及国际和地区性组织的代表，他们共同制订一个旨在填平数字鸿沟的战略计划。必须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美英法三国的行动
美国 1998 年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拨款达 510 亿美元，其目的是：使每个 8 岁的儿童能独立阅读，12 岁的学生能借助国际互联网学习，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每一间教室、每一个图书馆和每一个儿童。2000 年 2 月，美政府公布”从数字鸿沟走向数字机遇”的报告，指出美国消除数字鸿沟的重点在于专业技术平民化、技能培训和网络内容实用化。在政府鼓励下美国许多高技术公司已经在实施填平”数字鸿沟”的工程。
英国 2000 年 10 月上旬，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宣布了一项”缩小数字差距”计划。提出要为贫穷社区免费提供因特网接入点，免费提供信息技术培训，为低收入家庭提供 10 万台二手电脑。为了实现 “在 5 年内使每个英国家庭都能上网”的计划，他颁布了几个重要措施：在全国建立超过 700 家的互联网接入中心（IT access centers）；对那些愿意为雇员租借计算机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培训课程为网络新手提供 85％的折扣；提供 10 万台整修过的计算机，以便低收入家庭低价购买或者租赁；在 2002 年之前，把互联网接入英国所有的学校和图书馆等等。
法国为追赶世界信息产业前进的步伐，法国政府于 1998 年 1 月出台了大力发展网络的计划，决定投资 60 亿法郎（1 美元约合 7.2 法郎），鼓励和扶持信息产业，使法国迅速与国际接轨，向着创造一个人人享有信息的社会大步迈进。政府认为，”网盲”就是未来社会的新文盲。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包括纳税等活动在内的行政管理电子化；通过网络向企业和个人发布各种信息；向公众免费提供各类可查阅数据和资料；为各类学校配备电脑，保证学生上网；多次降低电话费，对上网用户提供各种优惠；每年定期举办因特网节，向各阶层人士普及因特网知识等。
中国的战略和前景
2000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信息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将信息化放在如此高的战略地位，在党中央全会决议中是第一次。
2001 年 5 月信息产业部发布的《信息产业”十五”计划纲要》中，在”发展前景描述”部分提出要将信息产业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十五”期间信息产业仍将以 3 倍于国民经济的速度发展，2005 年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将超过 7%（其中通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超过 4.7%，电子制造业超过 2.5%），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率不断提高,间接贡献率稳步增长。
–到 2005 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额的比重将超过 30%，其在国家外贸出口中的支柱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到 2005 年，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中位居前列，发展成为最大的产业。
根据中国正在实施的”十五计划”，2005 年中国电话用户总数将达到 5 亿，电话普及率达 40%，上网人口普及率达到 15%，网络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公益组织和国际援助（两个例子）
乡村电子信息馆中国青基会希望通过努力，让全社会像过去支持”希望工程”一样，将目光投向政府行为和主流舆论力所不逮的农村社会信息化问题。通过”乡村电子信息馆”这一项目，向全社会发出一个强劲的信息：在 4 亿城市居民之外，千万不要遗忘了 9 亿农村居民！一个社会产生了先进理念和先进阶层还不能算现代化，只有当这个社会发展滞后的阶层也能享用到先进技术的恩惠，也接受了先进文化的规范，才算是真正的现代化。换言之，没有农村的信息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全球发展学习网络宁夏远程教育中心 2001 年 10 月开通，位于宁夏大学。由宁夏自治区政府、澳大利亚政府和世界银行共同创办，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全球发展学习网络”（GDLN）的第 30 个成员。该中心旨在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远程教育，传播信息和知识，从而促进中国西部省份的发展和扶贫工作。它采用先进的远程教育技术，让来自中国各地和其它东亚国家以至其它地区的人在本地就能交流信息，一起学习。由于网络具有完全互动性的特点，其中许多内容都采取”全球对话”的形式，让世界各地的决策者或技术专家相互交流分享知识和经验。
数字鸿沟的影响
坚持民族国家的利益
承认数字鸿沟的存在，这是全世界共同的观点。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全球化、信息化当中，民族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如何占据一定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里，民族国家至少今天看来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就必须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否则，讨论数字鸿沟问题的基础便不存在了。
我非常同意朱厚泽前辈的观点，信息文明有二重性。工业文明表现为英国化，信息文明表现为美国化，美国化的信息文明是向全球渗透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另一方面它的文明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好的文明肯定应该接纳，我们当然应该尽快使自己的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同时，对文明扩散中以恶的形式的表现，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判，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讨价还价。
今天，人们日益意识到，将来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将让位于以知识等级划分的世界地图，国家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大，越来越以知识衡量财富，从而造成社会冲突越来越大。因此，政府应采取各种办法缩小这种差距。今年以来，政府开始谈数字鸿沟问题，但仍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时代的看法有错位，仍是以物质产品的数量来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我们急需建立一套对各地信息化的指标进行衡量的体系。今年以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网络公司开始与国家有关行业资源结合并真正形成一种产业。但这方面其实国家并没有意识地进行这种资源的积累和整合。
互联网实际上就是一场实验，当你在网上乱逛的时候，你的需求已被人了解和把握，这是最为可怕的，然而中国的产业部门是否已真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网络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重新划分的过程。
必须消解权力鸿沟
谈数字鸿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鸿沟，即权力鸿沟。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实际上是数字资本主义和黑帮资本主义相互交错其中,黑帮资本主义是更加触目惊心地存在着的现象。权力的不公正是造成中国贫富鸿沟的实际原因，而不是数字鸿沟。就中国而言，数字鸿沟更多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整体信息化状态的差距。
当我们的经济学家讲“西部开发要网络先行”的空话的时候，不解决制度问题，不正视中国黑帮资本主义的问题，西部开发将会成为一部分官僚瓜分国家资源的又一种说法。黑帮资本主义是在私有化进程中，一些人将公有财产直接转换为个人财产结果。私有化仍是一次权力的瓜分，与普通百姓无缘。这个暴富阶层与低层百姓之间的鸿沟正在加大。这将导致中国在现代社会面临整合的危机。所以，要解决数字鸿沟，就不要以数字鸿沟为名，忽视了中国另外一个现实情况，那就是权力的鸿沟，因为它造成的不平等是更大的不平等。
我们看到数字资本主义也对权力鸿沟进行了冲击和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是什么?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去年中关村曾有一牌子上写“全世界计算机联合起来，Internet 一定要实现”，这句话其实道出了这样一个现实：美国通过养老基金、退休基金形成群体资本，再通过这种群体资本向周边国家投资。这样全世界资产者通过数字化都联合起来了，而无产者好象倒未联合起来。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变成福利国家，变成知识社会?就是因为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平等的鸿沟降到最低限度。蓝领工人已成为知识工作者，资本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数字资本主义是以一大帮群体资本为背后支撑的。
以数字手段进行渗透的群体资本主义表现在中国就是外资的进入、网络的兴起、电信市场的开放。这其中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规则。
以数字漩涡填平数字鸿沟
面对数字鸿沟，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数字漩涡。这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如何吸纳全球的资金、技术形成数字漩涡，然后实现跟美国等国高科技领域的互动，而且尤其要发挥华人的力量。
今年政府做的八大网站，只是在新闻上提高竞争力，其实这是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政府应该建立一种成熟的民间的投资体制，使整个中国的民间资源向高科技倾斜，做出一个比较高的门槛，这样，当国外资本进入的时候，有谈判的余地。我们甚至可以采取官督民办的形式，政府出让资源给民间，民间采取一种有比较清晰产权的，有制度保障的体系来整合这种资源。
今年，国内的信息化，表现为一种特别深刻的行业信息化，所有的网络公司都抢占行业平台。可谓之网络平台大战。但有一个弊端，就是所有行业资源都未做得很足，都是很平的一种东西，这时，如果外国资本进来的话，那根本就没戏了，它将轻而易举地全部买走了。
人们已经发现整个中国的工业化是通过朝鲜战争打出来的，是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是中苏之间的交易的结果。现在，信息化谁来帮助建?怎么建?
首先要立足于民族国家，通过民间投资体制，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谈判条件。第二是对于核心技术的把握和研发。网站是没有高科技的。而中国高科技领域里又充斥着自欺欺人的东西。公共资源要实现跟社会连接，信息要公开化，通过这种公开化，政府承担信用中介的功能，政府可以评价企业的信用状况。
在网站的内容上，中国网站上好的内容不多，汉语世界的东西应该先搬上去。网络内容不好，原因在于网络公司水平低，处于乱轰轰的泡沫阶段，尚未聚集起能够真正做好内容的人才和力量。而对内容的控制也存在问题，达不到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这其中，知识界也没起什么作用，中国仍没有非常成熟的知识界的网站。知识界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不可以在网上形成一个大的社区?可惜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更热衷于搞“长江读书奖”这样的丑闻。
去年好象很多企业都发懵了，以为不沾上网络，传统企业都将没戏了。从今年开始，有些企业似乎已经醒悟过来，比如联想科技以网络实现渠道化的改造，而不谈什么 BtoB、BtoC，并认为销售渠道只要能在网上把东西尽快卖掉就行，网络只是一个工具。很多传统企业在网上进行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而不象今年早些时候，所有的企业都认为网络就是高科技，就是要自己建一个网站，然后，高科技就实现了，中国和美国的差距马上就没有了，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了。而其实网站跟名片差不多，没有任何高科技含量，以其为高科技，纯粹是一场误会。现在看来，所有企业的决策的供需链都不是在网上进行，而企业的最终网络只是企业雇佣来的一个很低级的技术人员建了个网站，包括财务、销售服务，都不在网上进行。所以，中国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还要走很长的路，据说美国人看中国几百强大型国有企业网站得出两个印象，第一，漂亮，可是没内容；第二，这几百强企业都是猎头公司。看不懂中文的美国人看到网页上企业领导人的大头像以为这是准备出售的人才。这说明一些企业做网站并没想到要用它来做什么，而帮助做网站的人，只是为了让企业领导高兴。那些企业领导的电子信箱则都是由其秘书来管理，很少使用。网站成了一个电子名片，企业信息化的程度就是如此之低。但好在有些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网站的重要性了。
数字鸿沟就是数字机遇
八国首脑会议结束后，以日本富士通和东芝为首的全球电子商务企业对话协会成员提出要为非洲 50 万个偏远村镇提供数字接入等。这些公司勇于承担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重任其实还是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他们确信只有帮助大多数国家成为“网络经济和社会的正式参与者”，才能拓宽公司现有的市场规模。正如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所说，“所有参与因特网革命的公司都有机会去消除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鸿沟，同时它们也会最终享受到消除数字鸿沟后所带来的市场机遇。”
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认真对待数字鸿沟的风险，积极通过改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来使每个人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革命所带来的机遇。
一位世行高级官员曾经指出，低收入人群和国家若想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革命所带来的机遇，除了需要获得相关的高质量教育外，更为主要的是还需拥有能确保平等享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在国内，网通最近业务十分繁忙，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实达要专门关注硬件业，说明厂商们看到了基础设施市场的美好前景。
由此可见，数字鸿沟实际上是一种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中国如何抓住机会实施方法得当的技术融入，跳过这一差距，直接进入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领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但是如果这种融入进行不当，我们就可能完全错过机会。
填平数字鸿沟
消除中国数字鸿沟的思考与对策
一、新经济时代严峻的数字鸿沟问题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系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从世界范围看，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及信息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从发展中国家看，就是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等差异，存在着的信息不对称。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数字鸿沟成了世人关注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竞相发展和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尽快提高国家信息能力，从而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以便在 21 世纪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政府把发展信息产业提升到战略地位加以考虑，提出在“十五”期间将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高信息能力，消除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我们在致力世界和平与发展、国家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事实。 “因特网的使用能力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不同国家、人群在数字化经济时代发展的差距，在这方面的差距将导致数字鸿沟”。先看南北差距，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 300 台电脑，而发展中国家仅为 16 台。而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 17％，但网络用户却占世界总量的 80％。发达国家平均 68 人有一人为网络用户，而发展中国家平均 440 人才有一人上网。在因特网作为全球数字化经济的载体正在全面地对社会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管理行为和交易方式、管理体制等诸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的今天，全球 90％的电子商务额被发达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只占 10％左右的份额；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活动的产值已经超过 GDP 的 50％或接近 50％，对 GDP 的增加值更是远远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
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十分严峻。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信息化水平很低。中国国家统计局 1999 年曾对世界 28 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能力进行测算（见表 1）。结果发现中国的信息能力指数与美、日、澳等信息发达国家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国得分仅为 6.17，仅为美国的 8.6％，日本的 8.82％。中国信息化水平较低，将影响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并且不利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加强。
表 1 世界一些国家信息能力总水平排序
从表 3 看，中国的通讯价格、上网费用比较昂贵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价格瓶颈极大地限制了电话的安装率、互联网的接入和使用率，成为数字鸿沟的一大原因。实践表明，降低通讯价格对扩大电信消费用户数量、刺激社会电信服务消费、促进电信市场繁荣，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电信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显著作用。虽然 1999 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电信资费的调整力度，大幅度降低初装费、上网费用，刺激互联网用户的增加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但是参考国际相关领域的操作，中国政府的这些改革还是远远不够的，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一个国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因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成本也不同。落后的、偏远的、贫困的或欠发达的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成本相对较高，电信公司效益较差，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一般不高。因此，普遍服务的政策应运而生。普遍服务政策就是为了促进落后的、偏远的、贫困的或欠发达的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设计一套合理的集资办法，在透明、公正的条件下，通过恰当的方式让企业为此承担一定的义务。1996 年以后，美国通过这一政策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能用得起因特网。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普遍服务的政策，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加大投入，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扩建完善现有以光缆为主体的基础信息传输网的同时，加速建设新一代的高速计算机互联网，使之成为一个融语言、数据、图像为一体，超大容量、灵活高效、经济适用、安全可靠的宽带高速通信网，构筑满足经济与社会需要的信息化基础平台。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我们要注意解决东西部数字鸿沟的问题，大力提升西部的信息化水平。目前中国可以做的如在电信市场实施普遍服务政策；在因特网市场中对学校、图书馆和一些公共社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使用进行补助等等。虽然这项政策实施起来将会对财政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但对解决地区间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数字鸿沟问题大有裨益。
当然，在大力借鉴国际通行的政策的时候，对于竞争、普遍服务等国际通行的政策如何具体定义，采取怎么样的规模和实施方式，都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尤其是经济实力来制定，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光凭热情。
在中国消除数字鸿沟的过程中，他国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2000 年 2 月，美国政府颁布了“从数字鸿沟走向数字化机遇”的动议和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鼓励私营机构参与、提高师资教学水平、创建社区技术服务中心、发挥公共及私营机构作用、给予中下层新形式服务、加快私营机构在城市贫困社区及偏远地区的高速网络建设、增加本土美国人在信息技术及其他相关领域里的就业比重等。英国也提出了在全国建立超过 700 家互联网接入中心、降低网络接入费用、在借租计算机和网络培训方面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的“5 年内使每个家庭能上网”的计划。美国、英国的这些措施主要目的是：通过政府、行业部门及私营机构的共同努力，完善网络基础设施、提供有关技术服务、加强公民技能培训、普及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等。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可以做也急需做的有：（1）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发挥他们在缩小和消除中国数字鸿沟中的作用。从 1995-1998 年中国信息化水平总指数中的“信息化发展政策指数”来考察，该指数三年期间却下降了 8.3％，平均每年下降 2.8％，这与信息产业发展的形势很不适应。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数字鸿沟这一问题，在信息化发展政策和信息网络建设方面加强支持力度。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信息化必然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的核心。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高中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一个十分重要的选择是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解决企业在研发、制造、供应和客户关系管理各层面间的信息屏障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企业人、财、物等各项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循序渐进地推进企业电子商务。政府应该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工程”和“企业上网工程”，积极引导企业关心、支持并从事缩小数字鸿沟的活动。对于投入社区信息化、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企业，在项目审批、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推进民主，加强公务公开的过程中，应该从政府做起，做填补数字鸿沟的表率，在“政府上网工程”中树立榜样，将政府实施宏观管理、经济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通过互联网迅速传向社会，引导社会经济活动，实现对公共部门提供的政务信息、法律法规信息、政府采购、公共工程招标、文献检索、公共数据库、主要经济信息等信息服务的免费或低费服务。（2）突出教育的战略地位，加强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普及。从 1995-1998 年中国信息化水平总指数中的“信息化人才指数”来考察，该指数在 1995-1998 年期间增长了 17.8％，平均每年增长 5.6％，发展缓慢。这反映出信息产业、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的发展与人才培养与供给之间的不相适应。照这样下去，信息化人才的发展将成为制约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中国必须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国内一些知名高校纷纷创办软件学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应该加大粒度和规模。同时，根据人才流动和聚集的效应，我们应该积极培育先进的知识创新体制，提供优惠的政策和优良的发展环境以吸引国内外的相关人才并防止人才的流失。
中国公民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知识基础较为薄弱。根据调查，中国的网民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了计算机和互联网知识的 18-35 岁之间的中青年，而其余年龄段的人群在计算机、互联网等方面知识上缺乏必要的教育。东部与西部网络普及率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低收入低学历的人群中。只要网络知识只被部分群体和部分个人所掌握，伴随着“信息差距”和“知识差距”将产生新的不平等和贫困，社会对立和纠纷也将扩大，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为此，消除鸿沟需要教育先行，我们必须把教育放在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政府应采取一定措施，如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介普及计算机和互联网知识，促进计算机、网络等专业技术的大众化，以便普通公民都能有效驾驭计算机、互联网及高速网络等先进技术。比如广泛发动大学生通过暑期的网络知识扶贫下乡活动、建立地区性技术服务中心、社区信息化建设等，使网络成为人们的社会和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消除和缩小数字鸿沟的问题上，中国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有强大的技术储备、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有成熟的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中国在这些方面要结合国情，大胆探索，因而可能会产生一条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途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
第三、积极响应和参与国际组织为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的工作，并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而斗争。
如前所述，数字鸿沟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群对信息、技术占有程度不同造成的社会分化问题；如今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因为信息产业、信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造成的信息时代的南北问题。因而以全球化的眼光来审视数字鸿沟问题，积极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与交流，无疑会对解决中国数字鸿沟问题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抓起缩小“数字鸿沟”的旗帜，目的只是在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为了转移南方国家民众的视线，缓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发展国际贸易并打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产品市场。
在 2000 年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球信息社会的冲绳宪章》，呼吁消除国际性信息、知识差距；提出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而促进政策、法规和网络等环境的健全，降低费用，培养人才，鼓励参加世界性电子商务网络等。这些措施和政策对缩小南北间数字鸿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数字化进程中，中国应该积极利用国际组织倡议和宣言的有利部分。
缩小“数字鸿沟”，要求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信息革命及信息化的高速发展，除带来“数字鸿沟”外，还引发了国际政治、军事科技、信息安全、经济秩序、社会心态、公共安全、法律制度、道德伦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跨国界的，需要世界各国的平等参与、深入研讨、协商处理和共同管理。在信息领域新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由少数几个信息大国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局面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也不符合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的努力，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数字鸿沟反映出中国信息和网络技术应用程度低下的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信息产品市场的巨大。我们应该善于“从数字鸿沟走向数字机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消除数字鸿沟的合力。
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看法
国际间、国内地区间的数字鸿沟是客观存在的。数字鸿沟是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综合经济实力强弱的具体反映。目前我国与国际间、国内地区间的数字鸿沟还有加深加宽的趋势，但是，它不是不可逾越的。通过对国内国际有关情况了解和研究，我认为解决我国的数字从鸿沟问题应该从下几方面来进行探讨。
（1）重视观念的改变。近两年，由于接受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委托，常到一些边远地区。西部地区去讲课，听课的主要是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厅长。学校校长等。事实上，在这些地区观念的更新与文化教育的加强意义是同等的，鉴于这一特点，我总是把更新观念的问题作为重要的授课内容，他们感觉这样做很有必要。有句口头掸“要想富先修路”，现在看来只是修一条路已经很不够了，应该修三条路。首先是心路，要改变观念，观念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当然，还要修路，修信息高速公路；现在一些边远地区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人才非常重要。因此，要想让那些地区发展起来，首先要把教育办上去，要把最先进的、最现代化的教育办上去。怎样实现跨越？怎样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要深刻理解和贯彻执行小平同志两个带有战略性的指示。第一，“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其内涵我们要深刻的理解，让孩子们跃上信息平台，应该作为一个大事来抓。第二，“教育要面向现代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两条都是小平同志指示的，目前越往后看，越感觉到高瞻远瞩，实实在在。实践证明，教育要能够实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它的基础也正是建立在信息教育这个平台上，没有这个平台，很难实现教育面向现代化。目前我们的教育很多教法和内容还没有突破传统，还不能说很符合现代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所以，抓人的素养，抓素质教育没有错。
（2）创新教育模式的重要性。用现代文化，现代教育观念来培养中国的青少年是时代的需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提出，美国的孩子 8 岁就要能读会写，12 岁会上网，18 岁要进大学，这在中国行吗？中国 8 岁的孩子能读会写吗？这方面我们应该有信心，北师大曾经在广东做过一个实验，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过去小学的语文，只能让孩子学会三四百个字，而且一遇到作文就很头疼，教学实验用信息技术这样的平台，采用比较先进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后，那个地方的孩子可以在小学学会 2500 个汉字，而且做作文也不再头疼了，因为他看的多、识得广了，脑子里有东西了。但是教法要变，不能按照原来的传统教法一起读，听和读一齐来，就把孩子难死了。让孩子们运用计算机，能够充分看下去，看很多东西；而写的问题慢慢来，因为汉字是比较难写的，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先把字都认下来，能够看一些书了再练习写的问题。因为我们小时候看《水游传》、《三国演义》时不是所有的字都认识。因此通过创新，变换我们的思路，是把教育改革工作做好的关键。
（3）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信息知识教育。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可以让孩子们的智力潜能得以充分发挥。通过在大学里带研究生和中学代课，对大学、中学计算机的普及以及学生们特别是高一学生计算机方面的思维状况进行了一些了解，结果发现，很多东西是我们把它弄难了，写成天书了，孩子们因此觉得不好学。如果我们把授课内容弄成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活跃他们的思维方式，学习效果就非常显著。比如信息技术这门课，如果能对孩子进行启发，不但提高了学生们的理解、接受能力，而且学生们的综合能力会明显增强。现在西部地区的有关部门编了一套中学生电脑课教程。我们编写的课本，由李杨电视制作公司制做。
课程内容完全按照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方法来编写。另外，我们还编写了一套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培训教材，这是教育部师范司马立司长提出、给信息知识零起点的老师们写的，已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们还将一些示范的教法录制成了录像片。再有就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中学生信息技术教程》。另外；最近我们还配合团中央举办了信息技术小能手活动。再有就是组织了国内外的奥林匹克信息技术竞赛，本月 14 号我们将出发到芬兰参加国际比赛，四名中国选手已经选出来了，这四名选手很强，应该说拿到金牌的问题不大。另外我们还组织了世界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清华大学组队参赛，最好的成绩拿到世界第四名。
（4）加强计算机的普及工作。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是一种文化现象，而电脑是技术还是文化之争由来以久。如果仅指是技术的话，就没有必要小题大作，也没有必要非要将其列为必修课不可。学和不学，只不过是增添一点技能而已。有的地方把电脑知识教育列为劳技课，这就是当今的症结所在棗即人的主观意识落后于客观现实，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观念的更新十分困难。但要认识这件事很重要却不容易。小平同志 1984 年就提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现在有多少人认为这件事情是高瞻远瞩，意义重大的。我们教育部的领导非常清楚，把它列为必修课了。但也有人提出美国都没有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人不做的事，我们不见得不能做。我们不能永远甘于落后，要走自己的路。电脑的普及工作非常重要，它影响到综合国力，我们必须要抓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脑越是普及，越能凸现文化本质。文化的本质存在于社会之中，文化是系统化群体的产物和表征。当数以百万计、千万计、亿万计的人每天要面对电脑学习和工作时，当电脑、网络已经在现代媒体上成为最热门、最令人关注的话题的时候，当我们普遍感觉到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已经离不开网络技术的时候，学用信息技术便演化成一种现代文化。如果是技术，我们可以不学，特别是些不是特别需要和学起来力不从心的技术。但是计算机、网络不只是技术问题，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计算机、网络知识每个人必须都要掌握，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的人。有了问题，还按老传统的方式去想，没有想到到网上去找一找你需要的答案，去和人家讨论一下，即使从清华大学出来的也不能算你毕业，因为你已经落后了。
电脑文化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语言的重构和再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电脑语言的发明与发展，凝聚着人类利用智力工具的智慧，既有别于人类的传统自然语言，反映人类创造性的思维逻辑。传播是成就文化的一个重要动力，传播就需要记忆和通讯。电脑技术创造了足以形成新文化的记忆系统，使信息在获取、处理、存储和传输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数字化和现代通讯技术的结合使信息交换彻底冲破了空间对于人类的束缚，使文化的交流更趋于纪实性。文化是创造性思维的成果，电脑以它强大的逻辑运算能力帮助人类产生更多的思维成果。新的文化发展，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成就的同时，还会引发文化观念的变革。我觉得这件事意义很大，越往后看越大。我们国家文化部门也应该介入到里边来，否则不行，我认为目前文化部门的介入还不到位，距消除数字鸿沟的客观需求差距过大。
（5）重视信息知识教育与文化的交融及与素质教育的结合。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就是要从小学习、掌握这种文化、计算机文化有别与其它文化的不同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有强大的技术做后盾。技术与文化互为依托，水乳交融。对于学习者，要学会这种文化，就要从操作动手做起，纸上谈兵不行了。想要学到这种文化的底蕴，就要亲自动手，真知灼见靠实践。就对这样的信息技术的学习来讲，它有助于培养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这对全民族都是极其有利的和极其重要的。
为什么一个学科竞赛要和体育上的一个字眼“奥林匹克”联系起来？这种比赛。这是因为这种比赛同样会使人体验到什么是更高、更快、更强的人类追求目标，奥赛不仅仅适用于体能竞赛的范畴，在智能上同样应该有这种追求。
1989 年首届“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在保加利亚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这项竞赛做了准确定位。通过信息竞赛的形式，使有才华的青少年得以发展。宣传信息学这一新兴学科给学校信息科技课程增添了活力，让青少年彼此建立联系、友好交往，促进了教育工作者与专家之间的经验交流。概括起来说，它的好处就是启迪思路、激励英才、发展学科、促进交流。
13 年来围绕竞赛展开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取得了预期目的。中国的青少年占到全世界的 1／4，中国的信息科技与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中国不介入这项活动是不可想象的。值得骄傲的是，中国是首届参赛的 13 个国家之一，而且首届竞赛唯一的一道赛题就是我们中国出的。信息奥林匹克是智力和能力的竞赛，注重考察选手的全面素质和创造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奥林匹克是一个素质教育的大课堂，在我国每年都要将队员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求知和怎样健体的指导思想纳人培训计划。13 年来中国有 51 人参赛，累计获金牌 26 块，银牌 14 块，铜牌 11 块，届届名列前茅，正是因为坚持了全面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把造就高素质、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才作为定位目标。
回顾 13 年的赛事可以看出，参加这种高手云集的世界大赛是有相当难度的。第一，没有大纲，赛题范围没有界定，谁也无法猜测每年主办国会拿出什么样类型的难题。第二，计算机科学和技术发展很快，层出不穷的新思路和新成果会反映到试题当中来。第三，所要解决的试题，往往涉及到的不光是数学，还涉及到大学各个学科开设的课程，而且规定了比较短的解题时间和刁难人的设计数据。选手必须拿出高超的精巧的解法、无论时间和空间都是最优化的解法才能得到这个解。很多试题没有现成的解法，要凭借选手构建数学模型解出算法。运行并构建整个构思是否正确，出具的时间是否能达到题目的要求等等对选手都是挑战。可以看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能力。激发创新精神、培养创造能力，还就需要提倡新的教育观念和新的教学方法。还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用探索的心态与研究的方式来学习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掌握这种人类通用智力工具，以期达到开发智力的目的。这就是信息学奥林匹克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这项活动教育功能的体现。到世界赛场上去拿金牌，不是我们最终目标，通过这批有才华的孩子，带动整个一代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长知识，长能力，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腾飞，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参加信息学奥林匹克需要打好全面的基础，数、理、化、文、史、地、音乐、美术都很重要，除了智力因素之外，还要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坚韧不拔、契而不舍、胜不骄，败不馁，一往无前的精神也十分重要。从能力上讲，这项活动能培养自学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上网获取信息并区分有用的信息和无用信息的能力。从精神上讲，有利于铸造力争更快、更高、更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坚定信念。
人生难能几回搏，小小的年纪，有上世界赛场拼搏比赛的经历，这对他们的一生肯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信息奥林匹克十几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后备人才，他们不但有能力在世界赛场上拿金牌，也有能力在大学的学习当中名列前茅。在这批有才能的孩子的带领下，中国青少年在普及计算机的大潮当中，阔步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计算机的普及就是要从娃娃做起，这是科教兴国、中华崛起的需要。
最近教育部提出了加快中小学信息课程指导意见，我认为非常好，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需要。所以，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推动教育改革向更高、更新的层次上发展，在我国妥善解决好数字鸿沟问题，会使我们整个民族的素养得到明显的提高。
消除数字鸿沟重在学习与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存在一道数字鸿沟。首先，这里是否存在着一条沟？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第二，怎么会形成这条沟？原因在哪里？这是科学分析；第三，这条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好？这是价值考虑；第四，有没有可能和办法减少或者消除这条沟？这是对策考虑。这也许是我们这次会议“关注数字鸿沟：公众理解信息技术高级论坛”所关注的问题所在。这里既存在许多观念概念上的理论问题，也有许多实践层次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其实，早就有人担扰，信息革命和信息化可能将带来一个贫富严重两级分化的世界，并将进一步拉大全球的南北差距，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社会不均现象。随着数字化过程的加速，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已经并将会继续加剧，马太效应更加明显、突出，这就是数字鸿沟，而且还在加大的数字鸿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实系主任迈克尔·德图佐斯在他 1997 年著的《未来将是什么：信息世界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u will Change Our Lives)一书谈到信息造成或贫富差距时说：“一个富有的国家有一揽子丰富的经济商品和服务。因此，它高度重视信息和信息服务的价值，原因是有那么多商品是由它们导致的。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电脑硬件和软件以及组织内部进行的信息处理大致构成 GNP 的 10%。在孟加拉国，这个份额远低于 0.1%-相差 100 倍。”
可以相信，不发达国家的状况大致如孟加拉国相仿，有的甚至差距更大。这种差距大家都看到了。情况更糟的是，这些不发达国家在能够考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之前，更需要解决基本的居住、生存和交通的基础设施。对他们来说，奢望跳过工业阶段，从农业阶段直接跃入信息阶段，简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如果信息市场放任自流，便将增大富国和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也即是数字鸿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为不使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必须提出具体的倡议和计划，能让穷国更多地得益于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八国首脑会议通过《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提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消除信息差距。可消除差距，富国和富人应当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穷国和穷人发展信息技术的，并从中受益。不重视这一点，贫富差距就将扩大，也将加剧鸿沟两边的人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和平与发展极不利。但是，消除数字鸿沟要完全靠富国和富人无偿地支援穷国穷人也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发达国家发明一种治疗艾滋病药物，需花 5-7 亿美元，3-5 年时间，从 10000 多种可能的药物中最后得到一种药效好的药物，要投资商白白送给穷人，投资商本赢利的目的就达不到了。所以要全靠发达国家援助是很难的。数字技术的开发也有相同的情况。关键要靠穷国和穷人自己的努力。
对中国国内来说，数字鸿沟的填平，一是靠国家投资拨款，二是靠沿海兄弟省市的支援。但是，对贫穷地区来说，这些都还是外部条件，毫无疑问，外部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这正如一个幼儿要学会走路需要有人帮助。然而，要真正学会走步还必须靠幼儿自己。发挥自身的潜力不断消除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
中国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确实已经作了大量的努力。1990 年到 1995 年期间，电话总线增加了 3400 万，几乎相当于美国发展一个多世纪的实现积累的 20%，可以说是爆炸式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信息技术与发展工作小组在 1997 年《知识社会-信息技术促进了持续发展》的工作报告中对中国政府推动组织机构使用信息和信息技术之所以不尽人意的原因作了分析，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即中国组织机构的文化，技术能力和管理结构。
首先，在中国组织机构的文化与实施信息与通信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矛盾。中国的组织机构模仿家庭模式，实行家长制，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严重的权力分配不平等，叫“权力距离维度”(Power distance dimension)，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会增加透明度，从而会对高层人员构成威胁。这种文化上的积淀影响高层管理，对信息关注产生不同的态度。从而影响到文化内容的传播。这里存在着一个体制、机制以及文化环境的差异问题。
其次是缺乏技术工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双重性，一边无技能的劳动力大量过剩，一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不利于技术转让和技术扩散。由于我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十分强烈，引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是国外最先进的，但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低，组织结构又不合理，难以真正发挥最新技术和设备的作用。
第三是组织结构制度和管理技能。“中国的组织机构中缺乏合格的有能力管理者，这仍然是在公司中促进和扩散信息与通信技术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引进的先进技术与组织内部低水平的管理技术之间非常不匹配。难怪王选教授多次强调：“中国现代化最缺乏的是管理现代化”。朱熔基总理多次指出：“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这里首先还有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基础差，起步晚(相当于一个小孩刚学步就要参加百米赛跑一样难)。这里所谈的原因是当前阻碍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数字鸿沟有消除或差距的缩短。克服阻碍需要作各个方面的努力，但有一个基础性的方面是学习和创新。虞有澄在他的《我看英特尔》一书中的前言用的就“无尽的成长与学习”，结论是“学习——成功之道”。他的体会是：“永无止境的学习，追求技术创新的极限与勇于尝试错误是多么重要！”北大王选教授体会更深，他总结出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是“高科技产业的基础是在于学习和求变”。“学习与求变”就是“学习与创新”。(王选：虞有澄著《开创数字化未来》序三)，学习创新“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知识经济成长的基础”。
“学习与创新”不但是个人和企业成长的源泉，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许多人也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再停留在一般号台上，需要具体的展开和落实。数字鸿沟的造成首先有历史的和环境的原因，但它是学习风气和创新能力上的差距。 最近美联储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2001、6、20)强调，“在这个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学习越来越有必要成为一种终身的行为”。他指出，“美国如果想在把知识转化为经济价值方面继续作出卓越成绩，就必须保持其高等教育在科技创造发明上的领先水平，并使劳动者能够应付社会对熟练工提出的越来越高的要求”。“高科技社会要求劳动者不仅具有‘技术特长’，而且具有‘创造、分析、转化知识，以及有效运用电子方式与其他人交流的能力’”。发达国家如此强调学习和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应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非此，鸿沟是决难消除的。英国壳碑石油公司的德吉斯(Arie De Geus)说，“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有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我们需要加倍地学习，而且需要有组织的学习，建立学习型组织，逐步达到江泽民同志最近提出的建立学习型社会的目标。
国外特别强调“学习型组织”。最早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系统动力学专家彼得·圣吉说：“一个学习型组织的核心是思想的转变——从把我们自己当作与世隔绝，到与世相关；从把问看作是‘外在的’什么人或什么事引起的，到看出我们自己的行为如何产生了我们所经历的问题，一个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人们可以不断发现他们如何创造现实以及如何能改变它的地方。”
学习型组织中特别重视系统思考，这对我们发展网上购物、网络经济有非常重要的开发价值。例如发展网上零售，我们不能只重视网络、网站本身，还必须同时注意物流配送系统是否畅通高效。实际上，建立一个网站和建立一个配送系统的费用比大约 1：10。所以，只重视网络建设，不注意或轻视物流配送系统建设，不作系统的思考，就会吃大亏。在这些方更，我们的确需要学习，需要有一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
学习是为了创造。多年来，我们在消除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方面已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我们也看到，鸿沟远未消除，有些方面的差距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我们也知道，要消除鸿沟，缩小差距，光靠单纯的技术引进、吸收、消化，不仅无法改变我国在数字技术及其产业化方面的落后局面，而且也将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它要求我们必须发展自己的信息核心技术、数字核心技术。这需要创新的技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通过创新，使国人在微电子技术、超级计算机技术、高速数字网络和数字安全技术、先进软件技术等等方面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江泽民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2000 年 6 月 5)上说：“历史反复证明，推进科技发展，关键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 192 页)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能否消除中国与发达国家数字鸿沟的决定性因素。
要实现重大创新，就要培养人才和改善创新环境，而环境是关键的关键。据 1998 年中美两国内特网的比较，造成差距的不是技术，主要是与技术发展相关的政策、制度与环境。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关键还在环境和文化和落后。改变技术落后的面貌，相对来说，速度可以比较快，但要改变适宜于技术进步和环境、文化和价值体系，则要困难得多。
最后，就消除数字鸿沟提两个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建议的要用系统整合的方法，而不能只关心技术，因为技术是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第二个更具体的建议是，当前和未来，由于专利法和知识的产权保护法，打击“盗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数字鸿沟，阻碍信息和知识的共享。为使先进技术能为更多人使用，使之早日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可以运用“借贷”的方法。在软件方面不是去“盗版”，而是“借版”，美国著名知识管理专家达文坡特 (Thomas H.Davenport)在《working Knowledge》书中谈到“收购知识”时谈到的这样一句话： “在知识事业中，‘偷得好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谚语，说得非常有道理”。
英国石油公司设立“年度最佳窃贼奖”，奖励那些在应用发展中，曾窃取过最杰出点子的员工；美国德川仪器公司则设有“虽非此处发明，但我还是做了”的奖项，奖给向公司内外“借”点子的员工。西班牙有句谚语是：“偷得好是成功的一半”，更是道尽了这种“借版”思想的精华。我们所要的技术和知识并不一定都要原创性，只有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又是有用的就行。有的我们可以花钱买，买不起就借，等我们有了钱再还。我们不用“盗版”，我们可以“借版”！“借版”也要决窍(Know-how)，同样需要学习和创新。
填平“数字鸿沟”中国在行动
热点：目前，“数字鸿沟”正日益成为信息时代全球性的难题。尽管我国信息化的发展十分迅速，但也面临着这一难题。焦点： 我国政府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的战略，正积极努力地填平“数字鸿沟”。难点：政府、企业、个人毫无例外都需肩负起填平“数字鸿沟”的重任。观点：要抓住机遇，将“数字鸿沟”转变为“数字机遇”，全面提升我国信息化的水平。视点：填平“数字鸿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共同参与，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人享受数字时代的美好生活。
在第三届“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高级论坛”预备会上，北京市政府宣布，在未来 5 年内，北京将投资 300 亿元用于信息化建设，初步实现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信息化社区和远程教育等。以此削除北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有专家指出，世界科技活动 80%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正在使占世界人口近半数的低收入国家远离世界经济的主体。
“数字鸿沟”是“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数字鸿沟”现象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成为在信息时代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正视我国数字化的现实，采取切实措施填平“数字鸿沟”，成为我国信息化进程中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我国政府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首次强调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
政府：填平“数字鸿沟”的龙头
今年的电子政务成为业界的焦点，电子政务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2002 年 3 月，东莞市正式开通“电子政务服务站”。该网站公布了 31 个部门共 193 个项目的办事流程，并提供了社保、劳动、民政等 8 个部门共 90 多种申报表格的多种下载。市民通过上网咨询、预约办事等，可以免去“跑部门、排长队”的麻烦。同时，该网站还开通了市长信箱，方便市民投诉和为政府决策献计献策。据悉，东莞目前已建成以市政府为中心，通过光纤连接各镇区、各部门的政务信息网络，全市 32 个镇区和 70 多个市属单位已实现专线联网，并于去年 5 月建设了全市统一的网上行政办公系统，实现文件、信息上行下达，提高了行政办公效率，改变了各部门之间由于信息沟通与业务运作的相互独立所带来的“信息孤岛”现象。
据 CCID 统计，去年我国电子政务的 IT 采购已经达到 283 亿元。预计今年投资额将达到 350 亿元，增长 20%以上。据专家预测，今年仅中央政府用于电子政务的资金就不少于 50 亿元。以金字工程为例，除传统的“三金”工程外，今年将有系列的电子政务工程出台，包括“金审”、“金盾”、农业信息化、国务院电子政务平台、财政部信息化、“金卫工程”等。其中“金盾工程”预计 3 年总投资 65 亿元，今年一期投入就有 36 亿元。
政府上网应用调查结果表明，政府上网工程自 1999 年 1 月启动至今，绝大部分政府部门都已建立了互联网站，70%以上的地市级政府在网上设立了办事窗口。到 2001 年底，以 gov.cn 注册的政府域名总数达到 5846 个，占.cn 下注册域名数的 4.6%。网络和信息技术正逐步改造传统政府的工作流程和体制，政府办公自动化、网络化越来越普及。
从今年起，电子商务和便民服务将成为政府网站的发展重点，政府网站将从初期的形象展示阶段向深化应用阶段转变，网上会议、网上行文、网上纳税以及一系列为公众服务的现代化办公手段将成为政府网站发展的重要功能。
专家认为，在填平“数字鸿沟”方面，政府必须起龙头带动作用，因为政府是一国全部社会活动的中心和核心调节力量，只有政府充分实现了信息化，才能直接带动全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同时，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可以使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加速前进，从而使“数字鸿沟”迅速填平。正如有些专家所指出的，没有政府信息化，就没有全面的企业信息化；没有电子政务，就没有真正的电子商务和企业信息化。在这个意义上，电子政务工程将成为社会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和国内信息产业、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最终填平国内“数字鸿沟”的龙头。
而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目前，中国政府掌握了 80%的信息资源，而绝大部分信息资源还没有让国民共享，使这些信息资源基本上处于搁置状态，并没有充分发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且中国的政府上网工程仅处于初级阶段，其职能限于信息发布，距离真正的基于服务职能的“电子政府”还差得很远，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制度障碍和人力资本障碍。因此，加速政府信息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提高信息化的社会收益，从而促进信息技术投资。但是，政府信息化的进程在明显加快，电子政务建设也在阔步前行。
企业：填平“数字鸿沟”的核心
不久前，北京市特别制定了 2002 年工业企业信息化实施方案。根据该实施方案，2002 年北京市 6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和部分中小企业要实现以单项信息化技术应用为主的初级信息化，部分条件较好的大中型企业要基本实现向以市场为纽带、以业务流程再造为基础，从“信息孤岛”向系统集成转变的中级信息化，此外，还要培育 10 个企业信息化典型，建立示范工程。
目前我国各种规模企业绝大部分都已开始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信息处理和辅助管理。许多大中型企业拥有相当多的信息技术设备，也培养和储备了一些自己的信息化人才队伍。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2001 年电子商务与发展报告》表明，中国 2001 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已经达到 93.9 亿美元，其中 B2B (企业对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占 80%。也就是说，我国企业间利用电子商务的生产交易已经粗具规模。当前，我国已加入 WTO，国内企业市场化压力的逐渐增大，企业深切体会到了信息的重要性，对信息化可以促进企业发展也基本达成共识。企业在信息化的投入中，已经摆脱前期的以硬件为主的投资方向，偏向于软件、硬件和网络产品同时并重的局面，在有些企业的资金投入中软件的投入已经超过硬件的投入。而且企业由以前的注重单元技术和短期效益向注重整体、全局的信息化建设倾斜，尤其是关于信息集成和整合方面的投入，并且由单纯的战术层的投入转为战术层、战略层和决策层均有侧重。
在填平“数字鸿沟”方面，电信企业始终致力于加快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推动国内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目前，中国已拥有一个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多样化的国家电信网，用户总数 3.3 亿，电话普及率 25.9%。长途传输、电话交换和移动通信实现了数字化，互联网国际出入口总带宽达到 7.6G。中国电信业已由 20 年前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中国网络规模在世界的排名，从 1990 年的第十五位、1995 年的第四位迅速提升为现在的第二位，其中移动网居世界第一位，网络技术水平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根据中国正在实施的第十个五年计划，2005 年中国电话用户总数将达到 5 亿，电话普及率达 40%，上网人口普及率达到 15%，网络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据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总经济师张铭介绍，我国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在整体上是不容乐观的：只有 9%的企业基本上实现了信息化管理；仅有 4.7% 的企业基本实现了信息共享；只有 1%的企业基本实现了电子商务；18%的企业拥有自己的内部网；还有 46%的企业正通过相对落后的拨号方式接入互联网。我国企业信息化的落后还表现在行业和地区差距过大，石化、石油、外贸、航空和电子等产业，对于信息化的投入最多，而传统支柱产业的投入却很少。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区的信息化投入要多于其它地区。
造成我国企业信息化滞后的原因在于我国企业信息技术的总体应用水平较低；对于信息化的投入力度较小，我国企业累计在信息化上的投入只占总投入的 0.22%；企业缺乏综合型人才，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以及支撑配套环境尚未形成。
对此，企业也要加大信息化建设投资，支持并积极参与填平“数字鸿沟”的行动。另一方面，我国政府也正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加大信息化建设投资，积极推进“企业上网工程”，鼓励提高其网络化的程度。
信息化生活演绎精彩
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人们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化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我国的普通百姓也正为填平“数字鸿沟”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网上购物，网上求医问药，网上上大学、网上炒股……如今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日前，境外权威调查机构 Nielsen／NetRatings 发布最新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家庭上网人数的确切数字为 5660 万人，已经超过日本，居亚洲榜首。中国拥有的家庭上网人数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2001 年岁末，继“政府上网工程”、“企业上网工程”之后，中国电信集团又开始实施另一项重大工程——“家庭上网工程”，并把它作为社区信息化重要的一环，并专门设立了门户站点中国家庭网。预计到 2002 年中期，在全国 50 个城市建成 1000 个社区信息服务连锁站，特大型城市建设 10 个信息化小区，大型城市 5 个信息化小区，中小型城市 1 个信息化小区；到 2004 年，社区信息服务连锁站覆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全国主要城市 20%的小区实现信息化； 2005 年，全国互联网用户达到 1.5 亿，30%以上家庭通过多种终端联入网络，城镇家庭、个人生活和社区服务等领域 80%的信息流通过网络应用实现。
目前，初成气候的城市信息化开始渗透到我国一些大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上海，“网上南京路”虚拟商厦、医药等行业性网上交易平台等交投兴旺，数百万张银行、公共交通、社会保障 IC 卡每天被上海市民频繁使用，上网成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居住在广州丽江小区的居民则全面享受着 E 生活。通过小区的智能网站及互联网，网上影院、网上购物、网上订餐、自动抄表、网上游戏已深入到居民家中。
在农村，农民更是深切的感受到了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电话正逐步进入寻常村民家中，截止到 2001 年年底已通电话行政村比重为 83%。如今，很多农民随时都可以拨打一个电话了解新近市场的状况，外出打工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感受到故土的亲情。还有一些农民通过互联网了解农产品的市场行情变化情况，根据市场行情及时做出决策。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为农村开辟了另一种道路，它改变了农民的生活并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活力。
将“数字鸿沟”变为“数字机遇”
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着三大“数字鸿沟”。即中国与世界、中国各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从中国与世界的比较来说，中国已经成为“数字贫困”国家；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来看，东部地区有一定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基本上成为了“数字赤贫”地区；从城乡的比较来看，农村地区完全成为了“数字边缘化”地区。
根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国内地电脑拥有量 1590 万台，平均万人有 88 台；美国 1.641 亿台，平均万人有近 5000 台，是中国的 56 倍。从网络普及率来看，中国的网民数只相当于美国的 1／8。国民经济信息化投入，中美相差 45 倍。社会信息化系数，美国 1965 年为 242.9，而中国去年才达到 145.3，落后美国 40 多年。
再看看国内地区之间及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结果，北京、上海的信息化指数在 70 以上，属于信息化水平的一类地区；而甘肃、贵州、云南和西藏的信息化指数在 19 以下，属于信息化水平最低的地区；另外，东部地区在互联网普及率、电话普及率、人均电信业务指数、人均报纸订阅指数等具体指标方面，都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网络用户的增长率较高，但是网络普及和应用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农林牧副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仅占网络用户总数的 0.76%，网络用户中只有 0.3%的用户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率的 740 倍。广大农民完全处于”数字鸿沟”的另一端，成为网络革命中的“数字贫困”人口。
江泽民主席在对“数字鸿沟”问题进行诠释时有一个超越性的角度，即“化数字鸿沟为数字机遇”，也就是说，“数字鸿沟”问题过去是个问题、危机、挑战，现在看也有可能意味着机遇。在填平“数字鸿沟”的过程中，我国将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鼓励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发展应对挑战，以成长缩小差距，而不是以保守、封闭制造自己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于产业界来说，在经历了暂时的波折之后从全局层面充分认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以及数字文明的发展态势与内在规律，也将有助于在未来的竞争中把握主动。今年，我国政府已把电子政务作为信息化的七大任务之一。而教育信息化则是我国填平“数字鸿沟”的突破口，也是中国缩小与世界“数字鸿沟”的重要选择。因为中国是世界上计算机资源使用最紧张的国家之一，因此在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设备投入的同时，必须考虑资金投入的规模收益问题。所以，加大教育系统和国家创新体系的计算机普及和因特网接入不仅会提高中国学校教育的质量，同时也提高了未来劳动者对于信息技术的需求，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从以上意义来讲，填平“数字鸿沟”的过程实际上是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化，实现跨跃式发展的过程。尤其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将可通过电话、互联网与城市和全球市场迅速获得联系，从而得到巨大的好处。
填平“数字鸿沟”，中国正在积极行动着，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共同参与。举全国之力，通过“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家庭上网“三大工程的实施，相信我国的数字鸿沟将会逐渐缩小直至弥合。
知名人士论“数字鸿沟”
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2003 年上半年，严重的全球性突发事件连续出现，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差距继续在扩大，发人深省。
伊拉克应对美英联军的战争，是一场很不对称的非常规战争：美国步兵师的装备全部数字化、信息化，具备很强的制空能力；而巴格达城外壕沟里燃烧的石油，就像乌贼吐放的墨汁，成为临阵脱逃的迷雾。
全球性的“SARS”病毒——另一场突如其来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英格尔 4、5 月份全程考察北京、广东等地的疫情后，认为我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存在着包括缺乏公共卫生专业化队伍、疾病监测报告体系比较落后、数据分析迟缓和实验室控制能力不足等主要问题。
第三个全球性突发事件是西太平洋岛链中日本、菲律宾和印尼连续发生地震。尤其是 5 月 26 日 18 时仙台海域的 7 级地震，袭击了半个日本。与 1995 年神户里氏 7.2 级地震，造成大约 6400 人丧生的灾情相比，此次应对震情，日本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防灾救灾信息系统。这也证明日本在地震灾害方面已经具备较高的应变能力。
反思“数字鸿沟”
诚如中央党校战略室段培君主任所说，这些突发事件，不仅让我们从体制、机制的层面上进行反思，同样也在深层的观念上进行反思：知情权也是生存权。获取、了解信息才能维持生存，只有知道实情，公众才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去年 4 月 20 日是我国迎战非典突发事件的转折点。从当时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老百姓第一次从正规渠道得知当时北京“山雨欲来”的严重疫情。坦承失误、吸取教训，伟大的民族精神立刻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中央、地方政府和群众群防群控，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政策和措施，稳定了局面。
接二连三的全球性突发事件对人类绝不会仅仅是损失，至少是又一次暴露、一个警告、一个推动、一个契机。它们再一次证明了信息时代的严酷：谁掌握信息，谁就更加安全、富有；谁失去信息，跌进“数字鸿沟”，谁就更加贫穷、被动。
地球信息科学的应对
应变能力来自长期的科学积累和储备。没有基础研究和基础性数据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科学储备，临渴挖井，难免会延误了事情。回顾 199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投资 2000 万元，组建“中国高速互联试验网”，在北京设置了 6 个节点，并与国际第二代因特网互联。如果能够进一步与中国科学院 100 个所和教育部 100 所大学的节点沟通，就可以形成一个全国性跨部门的研究实验平台，57 位院士曾为此提过建议。
我国目前大约有 180 多个卫星与航空遥感应用机构和 400 多家地理信息系统公司，70 多所高等院校设置了地理信息系统专业，逐步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地球信息科学专业队伍。经过 3 个五年计划的整合，目前正在努力朝着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以并行计算、网格计算等信息科学新技术为依托的学科体系。
中国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创新能力并不差。例如，在网络向宽带、综合、数字与智能方向发展的今天，北京邮电大学李道本教授发明的移动通信码分多址 CDMA 的方法，不但申请了中国和美国专利，而且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备选方案。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都受控于美国高通公司的专利，唯独 LAS CDMA 系统能独辟蹊径，不受控制反而更优越。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可能存在 10 年至 20 年的差距，但事在人为，李道本教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努力说明：突破全球化信息的垄断是很有可能的，跨越“数字鸿沟”、缩小差距是大有希望的！
数字鸿沟后面的三个规律
数字鸿沟是一个信息技术的鸿沟或者信息技术普及的鸿沟。数字鸿沟的概念应该更深一些，它不仅仅是信息普及的问题，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国家新经济发展中的鸿沟，是我们能不能赶上去的问题。第一个是想探索一下数字鸿沟后面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第二个问题，是想探讨怎么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我觉得数字鸿沟问题的背后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首先，我们觉得数字鸿沟是一种信息交流中间存在的鸿沟，或者说它是一个”比特流”的鸿沟。在信息交流这个范畴之内，它和我们的物质流是不同的。我们知道物质的流动符合从高密度到低密度这个方向。但是，信息交流要求交流的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之下，是没法进行很好的交流的。
比如说，为什么对牛弹琴不可能呢？因为人和牛没法交流。只有两个知识水平相近的人，他的交流力度才是最大的。因此我说信息交流必须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规律。
第二个方面，我认为数字鸿沟是个经济现象，它符合网络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而网络经济的发展，存在一个”双拐点现象”，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增长中，它有第一个临界点，只有达到第一个临界点，才可能有爆发性的增长。到第二个临界点的时候，增长会开始缓慢下来。数字鸿沟存在这种现象，如果你达不到一个临界点，我们的网络产业或者网络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你想填平数字鸿沟，不可能有办法。这是第二个规律。
第三个方面，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的鸿沟。我们在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上与先进国家之间存在问题，我们说它也是数字鸿沟。在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问题上存在一种”马泰效应”，学习越好的，越爱学习，创新越好的人，越追求创新。创新不好的地区，学习能力弱的人，也都不喜欢创新和学习。这种”马泰效应”非常明显。
我们认为数字鸿沟后面有这三条基本性的规律。在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也应该有一些办法需要提出来请大家注意。我们现在简单地把数字鸿沟分为三类，一个是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一个是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一个是人群间的数字鸿沟。解决这三种鸿沟的办法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认为消除国家间的数字鸿沟的办法是应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数字化起来，而不要急于去填平它。就像我们设立经济特区一样，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要消除国家间的鸿沟，首先应该扩大这个鸿沟。我认为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什么？
我们知道，最近美国《商业周刊》在全球评选了 9 个将来最有希望诞生新经济的城市，其中发展中国家评了两个，一个是我们国家的苏州，还有印度的”班加洛过”。他为什么评选苏州为中国将来新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呢？一个地区，特别发展中国家的地区，要成为新经济的增长点，成为向国际标准靠拢的地区，可能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自然环境比较好，我们知道新经济需要有好的自然风光，风光可留人；第二，需要法制环境比较健全的地方，不仅科技是生产力，法制环境也是生产力；第三，智力资源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认为要解决国家间的数字鸿沟问题，首先应该培育出几个这样的地区来，由这些地区和国际接轨，才能减少国家间的数字鸿沟，这是我们第一个看法，就是让一部分人，一个地区先数字化起来。
其次，解决地区间数字鸿沟问题的办法，我们认为恐怕要靠政府的作用。因为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任何一种产业、一种新经济产业的发展，都要在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才有可能进入爆发性的增长。
今天上午侯自强先生说到网通的发展，可是如果达不到一定的用户，网通也没有办法发展很快，这个临界点或者临界用户的数量，我们认为应该由政府来培育，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觉得在解决地区间数字鸿沟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转移致富，或其它一些财政方面的政策，帮助一些不发达地区发展网络经济。
第三，我们觉得解决人群间的数字鸿沟，恐怕要靠科普和教育。这就是今天上午各位专家谈的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等各方面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而且不应该有统一的模式。它更多的是一个经济现象，不是说政府引导引导就轻易能解决的。政府引导应该引导到比较恰当的地方，而且应该以市场经济规律来引导，不是简单地搞一个两个计划或搞一个两个什么指标就能完全消除。以后这些计划和指标恐怕都会浪费。因为，现在信息技术发展特别快，五年的时间太长了，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既要赶超，又要防止浪费，这是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时需要注意的两个方面。
“数字鸿沟”和“知识沟”之间的关系
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皆聚焦于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上，即所谓的第一道和第二道数字鸿沟。对数字鸿沟的这两个维度的研究，的确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数字技术的分布和应用不平等的社会景象。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上的鸿沟，是否导致了人们知识上的鸿沟，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在信息社会，这直接关涉到个人与社区的生存和发展。考虑到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鸿沟对社会的影响往往被研究者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且从未被纳入到相关研究设计中这一事实：
（1）由互联网的接入差异可预测人们政治知识的获取
（2）由人们对互联网上政治信息的使用可预测其政治知识的获取。
（3）互联网使用比互联网接入能更佳预测人们政治知识的获取。对一个在美国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再分析，结果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上述三个假设。
研究发现为“数字技术的分布和使用的不公带来了不利的社会影响”这一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譬如，知识沟便是这种负面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相对于互联网接入而言，互联网使用对于人们的知识获取有更大影响。因此，在互联网接入日渐普及的今天，有关政策应对人们的互联网使用予以更多关注。
此外，就传播理论而言．知识沟一方面可被视为是数字鸿沟研究的一个方向．是一个介于接入沟、使用沟和其他社会不公之间的中间变量；另一方面，借助于对数字鸿沟的研究，知识沟研究亦有了不断发展的潜能，在各种影响知识沟的因素之中，新媒介技术成为一个显著影响和型塑知识沟的变量。在这样的意义上，可将数字鸿沟理论与知识沟理论贯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