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罗永浩评价“吴晓波上市梦碎”时表示，一是因为“梦太大”，二是因为“入错行”，并称吴晓波是“事后诸葛亮”，“玩嗨儿了产生幻觉”。
冤有头，债有主。这句话很大概率是为了回复今年4月份吴晓波在一个推广自己著作《大败局》的论坛上提到了老罗做手机，当时吴的原话就是“梦太大”和“入错行”。
但是谁让现在网民记忆只有7秒，几大科技媒体都只报道了后果，而没有提到前因，当然读者也有很多是就看个标题就评论的，老罗大概又得慨叹一次“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了。
问题在于，老罗是那种只要有人批评过他，他拼尽全力，总有一天得给你原样还回去的人。所以你批评他，他大概率不会服气，而是即刻还嘴，拉黑，或者想着啥时候能还嘴。
针对罗永浩做手机做的不好这件事，基本上没有人有资格批评他。你看：
如此一来，只有两种人有资格批评罗永浩：
吴的《激荡三十年》《大败局》这些书，也包括他负责蓝狮子业务期间，和各个机场火车站书店结成的共赢(误)，归结起来都是一样的：希望试着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商业故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并为后来者提供参考。
但任何做这个事情的人，不管是创造一手资料的记者，还是收集二手资料整合的写手，都有一个难以解决的两难处境：
如果他们选择跟当事人走得太近，就可能滑落为利益相关方，导致整体可信度受损;保持一定距离观察，又可能是雾里看花，导致对同一表象的内在原因分析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
前一种情况，有幸能获得一些独家报道资格的记者往往会遭遇广泛的质疑，有时候是谈不上多么有逻辑的单纯的污名化，有时候是太贴近以至于难以辨认的利益相关。
女记者李响跟米卢写出一本《零距离》，此后“零距离”或“负距离”的说法经常被擦边球式的提起，字里行间颇有一股恶趣味。近期，另一名在独家报道方面颇有建树的女记者，更是锅从天降，被说成跟某独角兽企业的领导有染，当然这有鼻子有眼的传闻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
2013年，《华尔街日报》记者JaySolomon独家发布了伊朗企图通过格鲁吉亚绕过美国制裁的头版文章，揭开了伊朗受制裁期间最大一起洗钱操作的面纱。但Solomon后来被指出与其关键线人，航空公司老板Azima过从甚密，以至于接受了Azima提供的豪华邮轮旅行等宴请，但未向雇主《华尔街日报》报备。这导致他2017年被报社开除。
Solomon过了一年以后，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撰文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可能有违规的地方，但他坚信心中始终保持着与线人之间的界限，他的报道本身也并未歪曲隐瞒，并获得了当年度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外交报道奖”(《华尔街日报》拒绝领奖)。
Solomon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写出了有价值的新闻内容，却导致他自己被卷入外交风波，正邪难辨。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奋战在缉毒一线的警务工作者，他们中有的也不得不选择长期卧底，但一旦纳了“投名状”自己染上毒瘾，这一生也就完了，什么功勋也都变得没有意义。
第二种情况。吴晓波、罗振宇和他们旗下的知识付费作者，还有我们航通社自己，都大致可以归结到这种情况，就是用二手资料尝试“炼金”，我们提炼出的是方法论。
只要是总结方法论那没得说，200%是老罗嘴里的“事后诸葛亮”。但人类总是需要一些“不做事”的人替做事的人来总结方法论的，因为想让社会科学也像自然科学一样从定性到定量，把万事万物拟合到数学公式里，再以此预测未来，化身拉普拉斯妖，是不知多少人的毕生追求。
其实这是相当科学的思维方式：一个典型的科学研究过程就是提出概括性理论的假说，然后不断用后续实验去验证，一旦出现反例，就修正一下或放弃掉，再去想下一个理论。
如果吴军提出“基因论”的假说，后续出现反例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吴军就有几种选择：一是将反例重新定义范围并划归到原理论中;一是对原理论做出修正;一是承认失败，再想有没有新的理论。
根据余晟文章中后续的观察，吴军老师应该是选了B——对“企业基因论”这个理论作了修正。
最开始他说：”一个在某个领域特别成功的大公司一定已经被优化得非常适应这个市场，它的文化、做事方式、商业模式、市场定位等等已经非常适应，甚至过分适应自己传统的市场。”
后来修改成：“公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创始人意识形态所限制的。”
虽然这样会产生很大问题——就像你修改了某个热门的知乎问题一样，会导致此前的很多针对性的评论“文不对题”——但基本上来说，如果理论假说的提出者愿意承担责任，必要时愿意承认错误，努力修正再设法靠近真理，那基本上就不违背科学探索的精神。
吴晓波谈罗永浩的一整段文字当中，有这么一句：“2013年中国销售手机3.5亿部，同比增长84%。问题是当增长84%的时候，这个行业跟你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行业已经是厮杀很激烈的“红海”，有巨头和大量资金进入的时候，你一个小虾米没有胜算，入行就是入错行。
这句话有人拿出来挑理，说那你怎么解释拼多多呢?都说电商的形态是已成定局了，拼多多还是能对两巨头形成威胁，并且没人干的掉它。
此时，拥护“入错行”理论的可以说，拼多多进入的不是广义大电商的“红海”而是“五环外”消费者的“蓝海”;想修正的可以说，就算是增长84%的时候，你要有仅此一份别人偷不走的能力，也能啃下一块硬骨头，这是你能力足够大导致的例外;再不行就得放弃自己的理论另起炉灶了。
很多人对于自然科学问题插不上嘴，但对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因为这次至少能看懂问题了，所以都有那个欲望想说两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就对所有想提炼方法论的人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基本上，这理论必须一次提出之后，十几二十年都一直应验，最好是托夫勒那种能在26年前预言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大家都敬你是条汉子。
一旦你的理论或结论有反例了，那么别管你是什么家，你这个水平还不如我呢。
很多时候，处事有经验的作者会因此变得保守，以保留他长期的名誉。书评人云也退曾评价以《人类简史》系列出名的尤瓦尔·赫拉利说：
但是呢，这条法则也是有前提的。你最好对大环境、大格局看衰，而不是具体到一个垂直行业、一家公司甚至一个人身上。不然，从记仇套餐到《侵权责任法》，总有一款适合你。
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商业评论、传记作者们最重要的一个美德就是学会“躺平任嘲”。我自己是早早的就认识到了一点——你没有必要取悦所有人，更没有必要得罪所有人;两者合一，也就是不应该将自己的人生价值系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上。
我觉得“罗永浩”和“吴晓波”让我分别想起小时候班上的两种同学：其一是只要有同学敢欺负自己，就一定打回去的，其二是喜欢给班里所有同学起绰号，但对于别人给他起绰号，倒也丝毫不在乎的。
这两种同学说起来我都不讨厌，只要第一种同学讲原则，不随便欺负别人，第二种同学是光明正大的谈论，而不是私底下议论别人，打小报告的，我觉得都没问题。
现在，罗永浩同学是一位连续创业者，有剽悍的人生，吴晓波同学听说有很多套房，还投资了头部公众号，我在写一个没什么人看的公众号“航通社”，所以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来源：钛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