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努力，我努力，深圳才能出奇迹。
深圳的北端，有一片神秘的地带：深圳龙华。
这里距离市中心约摸20公里，是不亚于北京“五环外”的偏远所在。
2017年，龙华因“三和大神”而闻名全国，但真正令它成为热土的，是坐落于此的两大巨头——华为和富士康。
华为向东，富士康向西。
一条神奇的梅观高速，将华为和富士康一分为二。
两个世界看似毫不相干，却在这片由企业打造的小城池里，交织、共生。
生活在“围城”里的华为人和富士康人，于不经意间，同呼吸共命运。
深圳龙华一隅，以梅观高速为直径，2公里范围内散落着好几个城中村。
随着华为和富士康的生长，数十万“身体被掏空”的员工，为嗷嗷待哺的房东提供了不绝的客源。
在这里，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都有了临时的共同身份：村民。
因为两家大厂的驻扎，村民们三层变五层，五层变八层，最夸张的有二十几层。
在华为上班4年的尚超这样形容华为内部的租房情况：
最典型的，要数马蹄山村。
马蹄山，江湖代号“MTS CBD”，坊间传言它是“中国智力最集中、为中国财政贡献最大的村子”。
因为70%以上的租客，都是华为人。
MTS CBD附近的十字路口，在建的华为地铁站尘土飞扬。
认识尚超的时候，他已经搬出了MTS CBD，搬到不远处的另一条村，那里离华为新落成的办公点更近。
晚饭前，房东突然敲响了他的房门，紧张兮兮地说：“昨晚隔壁楼电死了一个姑娘，才19岁，今天电线都在排查呢!”尚超心头一惊，沉默了几秒，转身进了屋。
出租屋门外
很快，警察就查封了楼下的店铺。姑娘的遗物连同出租屋的家具一起，被拉到了空地上。
不久之后，她的房间就会被继续出租，成为下一个“深漂”的落脚地。
30平米的房子里，住着尚超和弟弟两个人。他们在卧室里挤一张双人床。
入夜，月亮拐进了隔壁的清湖新村——那是赫赫有名的“富士康村”。
如果你头一次来这里，很可能会被错杂的巷子搞迷糊，因为它们都出奇地相似。
而识别高镇所在的那条则简单许多——巷子入口有两家相邻的网吧。
一年前的夏天，高镇从河南老家来到深圳，进了“清湖东一巷八号 富士康科技集团”，负责装配摄像头。
因为不想过集体生活，他又花800元，在清湖租来一个单间。
十分钟，就能从出租屋走到富士康北门。
图为富士康员工宿舍大楼，里面提供八人间，但不少想保留点隐私的人会在厂外租房住。
十平米的房间里，摆着一张铁架床，一个简易衣柜，两个用来放杂物的凳子。
握手楼外，是另一个世界。夜晚的城中村，烧烤，鸡煲，烤鱼，锅碗瓢盆当当响。
它们和网吧、发廊、小旅馆一起，构成了华为和富士康的神经末梢——
富士康从不拖欠工资，发薪比姨妈还准时。每到发薪日，大小商家就不约而同搞促销。工资如潮水一般，从工人的口袋流向清湖的每个角落。
那头的马蹄山，大概是村民吃定了“华为人有钱”的缘故，不管是水果还是盖饭，都比隔壁村要贵一些。
周末，清湖的违禁词店人气旺盛。
但无论在哪个村子，商家的营业周期都一视同仁：日出而作，日落不息。
因为不管多晚，总有刚下班的华为人，以及上夜班的富士康人。
无论月薪3万还是月薪3千，都在同一片夜色里，吃着10块一碗的盖浇面。
岗头村的大排档
华为坂田基地被一堵有形的白色外墙包围起来，尽管如此，摩的司机还是喜欢用“大得没边”这种夸张修辞形容它。
华为坂田基地外
社畜，在北京话里有个不大文明的叫法：“班儿逼”，而在华为，它又有别的说法：
“你努力，我努力，华为才能出奇迹。”
“通宵之后领导会放你回家睡觉，可以下午再来。”
有时候赶工期赶急了，“领导脖子一粗，脸一红，就开始发怒。我们都被他无名的怒火烧到过。”
华为坂田园区外
2016年8月2日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华为人放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台风假期。从此那个台风有了新的名字，“华为放假级台风”。
两年后，新闻里的华为人平均年薪从50w涨到了70w。
发年终奖那天，一个月薪三万的老员工神秘兮兮地向他伸出五根手指——不是5000，也不是5万。
我以为华为人都工资高，尚超无奈一笑，表示自己是华为的“底层”。
与此同时，坊间传闻不胫而走：加班三大黑洞、同时薪水也傲视全国的——“北京头条男，杭州阿里男，深圳华为男”——并称为“相亲市场上三大抢手货”。
但事实如何，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前部门同事，因为项目太多，加班太凶，女朋友跟他分了手。我还认识一老员工，进华为5年，年终奖拿到手软，但还是单身。”
马蹄山CBD，采购完零食回家的人。
一天放工以后，他在深圳潮湿的空气里，绕着那堵可能遇上狗和情侣的白色围墙跑上一圈，跑着跑着，就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
这一天，他跑赢了50%的华为人。
从天安云谷下班的人流。
白天，他汇入人流，按部就班向那栋充满科技感的办公楼走去。下班后，又穿过放着土嗨音乐的手机店走回家，就像从法兰西穿越回索马里。
这是一天中的最大位移。
曾经有段时间，他很迷日本设计师原研哉，“一直想去日本玩，但至今都没有时间。”
周末，出租屋不远处，在店里学吉他的年轻人。
最近他又迷上了小津安二郎和北野武的老电影，这让他和那些爱看院线电影的同事格格不入。
“与人「诉衷肠」容易遭人鄙夷。不如不说，痛快地请人吃「猪大肠」。”
然而，领导撺掇的饭局他也极少出席，村口那家广西快食店倒是“吃了一次又一次”。
尚超的弟弟在富士康当组长。出租屋的书桌上放着哥俩各自宝贝的东西：弟弟的游戏耳机、键盘，哥哥的设计类书籍。
近年，华为在东莞建了自己的生产中心。但据尚超透露：“那边只是承担一小部分的生产任务，大部分还是得找隔壁的富士康来生产。”
早晨8点，当“民工”尚超开始搬砖的时候，在另一家世界100强打工的高镇刚刚下夜班。
苹果发布最新款iPhone的9、10月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装摄像头就像“算1000遍1+1等于2”，无聊，但胜在加班多，工资高——一周六天，一天12小时，一个月能拿六千多块。
富士康外，在龙辉自选快餐店吃饭的人。
机械与琐碎带来的空洞感，在下班后达到顶峰。
富士康内部，健身房、游泳池、篮球场、24小时图书馆应有尽有，俨然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
但很多人身处其中，最大的感受依旧是：无聊。
假如误闯下班时间的富士康街区，你总会看到一群人，像麻雀一样一字排开，争分夺秒低头玩手机。
坐在路边“吃鸡”的年轻人。
“很多朋友周末就窝在清湖，我算是比较勤快的了。”高镇说，因为自己还坚持每月抽出一个周末，去“城里”逛逛。
在清湖一年多，高镇一共“进城”8次。那里高楼林立，他最喜欢的是市民中心，因为“宽敞，好看”。
在路边看节目是没有门槛的娱乐。
“进城”是一场遥远的跋涉，要先坐公交，再转四号线。
虽然物理距离只有十多公里，但就像被柏林墙隔开的东、西柏林，一边是“天堂”，另一边是拼命想翻过去看看“天堂长啥样”的清湖新村。
如“深圳二线关”示意图，绿色部分是关内，白色部分是关外。今年1月，深圳宣布拆除二线关。然而，当“二线关”成为历史，“城里”和“郊区”的距离并无实质性变化。图源：DT财经
孤悬于城市之外，消解无聊的最好方式，大概是谈情说爱。
虽然国庆第二天还要加班，但高镇依旧鼓起勇气，约了“女神”出去玩。
大部分时候，富士康男的约会就是“去海边转转”。那天不到八点，高镇就出了门，在长假第一天的深圳地铁里“被挤成了包子”。
对方是个00后。虽然不清楚她喜欢什么，但高镇认定：“钱是恋爱的资本。”
在富士康北门站等车的人。
刚到富士康时，他谈了个女朋友。后来这段感情无疾而终，高镇将之归咎为：“大概是因为我没钱吧”。
之后他转去做夜班，工资是日班的两倍。
除此之外，夜班与白班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是以晚上8点为起点，一直到早上8点。
富士康大门，一早一晚各热闹一次。
像经济特区一年三熟的稻田，这座城市的节奏很快。
日租房里永远有初来乍到，一无所有，等着明天进厂的年轻人;街口也永远停着“诚信搬家”的人力车;清湖，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地方。
路边被临时抛弃的家具
今年年初，因为地产商的长租公寓改造计划，清湖村经历了又一轮涨租。“下一年要涨到850一个月了。”
高镇开始觉得，“打工没啥搞头”。
一家快餐店外墙贴着房屋出租信息
八月的一天，他随着浩浩荡荡的人流下班出厂，满脑子想着吃顿热乎的早餐，然后回去睡个好觉。
在排队买豆浆的人群中，他灵光乍现：“这么多人要吃饭，这就是商机啊!”
谈到这个惊人的发现时，高镇的音调也跟着高了起来。他的计划是：年底辞职，然后在富士康门口开一家小吃店。
富士康外，拿着晚饭边走边吃的女生。
然而，创业的难度似乎远超iphone制造工艺。
他不知道在清湖租一间小店面要多少钱，需要什么手续。也不知道，如果真的开了店，是否就意味着要在深圳长久地留下来。
向东两公里，相似的命运，同样笼罩在华为人的头上。
聊起深圳的房价，尚超说自己已经错失了时机。
当深圳的商品房均价突破5万/平方米时，要“逃离”的，就不只“北上广”。
7月2号，一批华为人坐上了大巴，从深圳搬往东莞松山湖上班——那里有更廉价的土地，能够容纳华为不断扩大的版图。
马蹄山CBD，在街口等生意的搬家师傅。
这八年，他住过四个区，搬过至少五次家，似乎自己也在这座城市里贴地飞行着，不知道以后是否有着陆的机会。
不断“生长”的清湖新村
8月的一天，尚超也坐上了自己的“大巴车”，在30岁这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白墙包围的华为。
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天亮前盘算好自己的欲望清单，再投身到烈日骄阳里去。”
夕阳下的城中村
“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前阵子我发微信问他。
“明天准备去新同事家吃饭。”
新同事是个90后，“每天六点半，准时下班，买菜，做饭。”
参考资料 —————————–
[1] 《裁员传闻中的华为》，朱柳笛，人物
文章来源：凤凰网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