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铁面无私、雷厉风行的时任总理，每当说到假冒伪劣，就会提及一则趣事：
“温州的假冒伪劣到什么程度了?竟然骗到浙江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柴松岳头上去了。柴松岳在温州买了条‘真皮’皮带，用了不到一个月，他放个屁就把皮带给绷断了……”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并传回到柴松岳那里，让他哭笑不得。在《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一书中，他用白纸黑字澄清是“打喷嚏绷断的”。但人们津津乐道的，似乎还是朱总理的版本。
整件事，让柴松岳相当窝火。浙江省打假大会上，他详述了自己的买假遭遇，惹得全省干部哄堂大笑，却令温州市领导惶恐不已。
很快，一场打假总动员席卷温州，一大批假冒伪劣的皮鞋、皮带、眼镜等被查缴，并当众付之一炬。
但在那个假货激增的年代，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用。
02
有数据显示：在1984年之前，中国假冒商标案总共才1000多件;但1992年1至8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的假冒商标案，已高达2291件。
一些造假案件，开始突破人伦底线。
从“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广西玉林等假药案，到纵横多省的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甚至假冒伪劣低压电器，直接造成了工矿企业爆炸……这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
1992年7月，国务院直接下发《关于严厉打击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违法犯罪。
罗德明，就撞在了枪口上。
八九十年代，有批神秘人曾反复游走于贵阳市和仁怀县之间。在贵阳，他们找买家、谈订单;到仁怀，他们几个电话，就能把基酒、酒瓶、包装约送到指定地点，组织生产。通常一夜时间，数十乃至上百箱假茅台就被造出来。然后，货走人散，踪迹不见。
这群人，自称“二分厂的”。他们造的假茅台，仅1992年被查出来的，就相当于茅台厂年产量的六分之一。
罗德明，是其中干得最大的。
1988年8月，贵州某检查站查获一整车“假茅台”，随即挖出罗德明团伙。他们在茅台镇以“台良”、“华文”、“台酒”等白酒作为酒源，在重庆买打包机，在贵阳订包装箱，又雇了7个工人贴商标、打包装。仅在6-8月间，就非法获利209万。
罗德明只想谋财，假茅台也没有喝死人。但特定历史条件下，他成了中国“造假死刑第一人”。
实际上，罗德明的死没有掀起太大波澜。1993年，央视“315”晚会上，那英一首《雾里看花》传唱大江南北，但没几个人知道这是首“打假金曲”。
直到1994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正式实施，中国的打假进程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它的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一赔一”。
平平无奇的条款中，蕴藏着改变时代的伟力。
历史借着王海的手，把原有秩序搅得天地翻覆。
1995年，22岁的王海陪亲戚来了趟北京，闲得无聊在书店翻了翻《消法》。结果，他发现了“退一赔一”的条款。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一副85块。他的想法很简单：成功了，赚170块;不成功，就自用。
吃螃蟹显然要付出代价。王海把工商、消协、质检等部门跑了个遍，却出师不利，一算账亏了本。于是，他又买了10副耳机，继续讨说法。反复一闹腾，引发了媒体关注，最终获得了赔偿。
干一票就是100%的暴利，王海欲罢不能。
半年后，王海再度进京，横扫大商城中的名牌假皮具，一周狂赚8000块。这犹如一阵旋风，席卷了中国工商界，引发了“王海现象”大辩论。商家的抵制和官方的力挺同样强烈，王海由此登上神坛，成为“中国打假第一人”。
1996年，王海成立“打假公司”，开始正规运作。除了四处买假索赔，他们还受雇于知名企业，对制假售假展开调查。鼎盛时，王海公司的调查员达200多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王海，唤醒了一批职业打假人：北京的杨连弟、赵建磊，重庆的叶光，唐山的刘殿林……
03
《消法》让中国进入了“人人打假”的时代。但在王海们看来，打假其实就是一门生意。
1996年，刘殿林在唐山某百货商场找到了他的“猎物”——爱华录音机。标注日本产，实则杂牌机。刘殿林一下买5台，每台598元。结果只费了半小时口舌，就赚了2392元。
从此，唐山成了刘殿林的猎场。
但折腾两年后，唐山的大商城都给他赔遍了，刘殿林感到路越走越窄。深思熟虑后，他联系到王海，成了王海的左膀右臂。
1998年，王海正准备干一票更大的。
当时，假药贩子们大量买入治拉肚子的“诺氟沙星”，一换包装，就成了治淋病的进口药“淋必治”。3毛钱进，六七十块出，绝对暴利。
摸清底细后，王海开始在秦皇岛、哈尔滨、唐山等地大举出手，买下10多万块钱的假药，接着就把几十家药店告上法庭。索赔过程中，王海巧用媒体，刘殿林推波助澜，最终大赚数十万。
1999年，刘殿林自立门户，开始单飞。
他自称打假20年，受雇于百余家企业，其中不乏与脑白金、福耀玻璃等知名企业合作。期间走遍中国，打掉造假工厂数以百计，查获假冒伪劣案值过亿。
当然，他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溢。
王海曾表示，中国以政府监管为主的模式，很难根治假货，因为“消费者与企业组织不对等，信息不对称”。从这个意义上，政府独自打假，是不得已的时代选择。有了公众和职业打假人参与，确实是一种历史进步。
但民间的职业打假，始终伴随着巨大争议。
04
1997年，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王海们以守法对付违法，没有过错。王海们多了，假冒伪劣就少了，市场就会走向正常秩序。
但现实总是更富戏剧性。
2002年，刘殿林手下的几名调查员，刚摸进广州一家造假工厂，就遭到一群彪形大汉的钢棍暴击。这一次，精干的调查员折损殆尽;医药费之高，几乎耗光了公司的所有积蓄。
行业内，还发生过更大的悲剧。
2003年，一位名叫黄立荣的律师在对北京某医疗机构监视时，被人发现，惨遭暴打，并弃尸街头。事后查明，他正受雇于一家打假公司。黄立荣也由此成为第一位意外死亡的民间打假人员。
这件事，给打假行业带来极大震撼。事件曝光后，王海主动将公司调查员裁减到30多人，“如果因为打假失去生命，那事业就没有价值”。
而个别职业打假人唯利是图的本性，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1998年，山东的职业打假人臧家平，也参与了“淋必治行动”，从此有了“山东王海”、“假药克星”的盛名。
2002年，他以类似方式，向陕西一家保健药厂索赔4万。
事已至此，本来毫无问题。但他多此一举地表示：自己笔记本电脑里，还有篇重磅文章，对厂家极其不利，要他们拿出3.5万一并买下。
厂家随即报警，并配合北京警方在交钱现场将他抓获。2003年，北京市一中院认定，臧家平犯敲诈勒索罪，判有期徒刑3年。臧家平，由此成了打假获刑“第一人”。
一些职业打假渐渐变了味。收了钱就不作声，成了可以接受的“潜规则”;被A企业收买，再去打B企业的假，也成了心照不宣的行业秘密。
法律界人士因此公开质疑，部分职业打假的行为，已偏离了《消法》的初衷。他们非但不能为公众利益打假，还成了商业竞争中的“麻烦制造者”，乃至游走在敲诈勒索的边缘。
2004年，长沙开福区法院驳回了一位职业打假人“退一赔一”的要求。理由是，《消法》只保护为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大量买假，属于牟利，不支持赔偿。
这个判决看似合理，却自相矛盾：王海们不是消费者，判决就让他们无法牟利;那他们买的大量假货，就只能用来消费;这时，他们又变回了消费者。那到底要不要赔呢?
近日，深圳立法限制“职业索偿人”恶意举报，明确反对借“打假”之名不当得利甚至敲诈勒索的行为。而上海则进一步建立了职业打假人“黑名单”制度，职业打假人成上海“扫黑除恶”重点对象。
05
进入21世纪，假货的幽灵，迅速穿透了虚拟世界。
2011年，“反淘宝联盟”在香港中环广场搞了场游行示威，声讨淘宝。
这件事，对中国电商发展的宏大进程毫无影响。它唯一值得一提的原因是，这群人只不过是一帮被淘宝严惩过的假货贩子。游行示威最终成为一场闹剧。
2010年淘宝年会上，马云公开表示：“如果把淘宝关了假货就灭了的话，淘宝人今天晚上就把淘宝关了。”阿里的打假举措，随即触动了假货贩子的根本利益。
网络假货，是中国制造的一面镜子。但人们更习惯于攻击平台，而不是卖假货的商家。
这种心智上的错位，让电商打假敌我混淆。
好在，阿里早有准备。
2005年，阿里成立神秘组织“神盾局”。它的职能包括：保护账户安全、交易安全、信息安全、隐私安全等。而其中一项重任，正是保护知识产权，也就是打假。
这之下，还有一支2000人的专业打假队。阿里每年投入10亿以上资金，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假。
而这一切，都隐匿在水面之下。
直到2015年，阿里“平台治理部”宣告成立，它承继了“神盾局”的技术装备，并彻底浮出水面。它的执掌人郑俊芳，还有个响彻江湖的名号“灭绝师太”。
“师太”手中的“倚天剑”，则是融合了图像识别算法、生物实人认证、假货甄别模型、语义情感分析等12项打假“黑科技”的“知产保护科技大脑”(以下简称“知脑”)。
某售假商家，表面上在淘宝卖一款蜗牛玩具，实际却通过社交软件导流，偷偷卖假冒名牌口红，根本不露痕迹。而一条“颜色特别美，不干不显唇纹”的好评，却被“知脑”察觉。打假队很快掌握证据，将商家清出平台。
某制售假团伙，找来50多个亲朋好友，想开出多家网店售假。“知脑”不但迅速识别查封，还通过给警方提供线索和技术协助，直接捣毁了源头的制假窝点。
某女主播在直播时用“暗语”卖假包，刚把Gucci标志的手提包拿出来，没晃过20秒，直播就被“知脑”掐断。女主播直到被关店都没明白，没人举报的情况下，淘宝怎么知道在卖假货?
殊不知，这是阿里近20年来线上线下打假数据、经验和算法的总聚合——
海量的打假样本，还要有超强辨识能力。扫描100万笔订单，“知脑”只需1秒;在每天6万场淘宝直播中找假，相当于快速看完33000场春晚，并找出一个打错的领结。
这些不可思议的事，“知产保护科技大脑”统统做到了。
06
2019年8月9日，在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指导举办的首届“中国人工智能峰会”上，阿里“知脑”从362支队伍、995个项目中角逐而出，斩获“人工智能创新之星”。
技术变革正在改变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在“知脑”帮助下，阿里实现96%疑似侵权链接一上线即被删除，每万笔订单中仅1.11笔为疑似假货。
2018年，公安部经侦局公布的侵犯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中，阿里通过技术协助侦破的高达7起。
3年来，“知脑”与全国公安机关合作，协助警方抓获制售假嫌疑人4439人，协助捣毁窝点4289个。
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阿里的打假工具，更具备向全社会、全世界输出其打假技术的能力，特别是全球跨境打假。
2018年，浙江义乌警方在阿里协助下，破获了一起特大跨国制售假香水案。
一位名叫Luis的外国售假者，先向国内一家外贸公司下单，再由外贸公司联系工厂制造。产品运到国外后，由Luis假冒成“维密香水”，将这些成本不到8元的假香水，以140元左右的高价销售。
这些环节、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线上线下割裂，跨越多国多地。但“知脑”却窥见端倪，找出蛛丝马迹，最终拼出全景。
2016年，美国服装与鞋类协会CEO赫尔芬贝恩曾猛烈吐槽淘宝，扬言要将其纳入“恶名市场”黑名单。
但2018年4月，阿里斩获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奖”，让这位大佬毫不犹豫“路转粉”：“阿里巴巴已经举起了知识产权保护旗帜，并为之持续奔跑。”
这个全球奢侈品法律联盟颁发的奖项，令奢侈品法律联盟主席莫斯特也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阿里为解决打假问题正建立新的“黄金标准”。
连一贯在知识产权上喜欢对中国吹毛求疵的美国官员，也开始转变态度。7月18日，美国司法委员会副主席柯林斯，在批评美国公司只肯做表面功夫时意外赞美道：“我发现美国公司打假，远远落后于阿里巴巴。”
但是，在打假上，光靠技术是不够的，还要有制度的保障。在大规模打假过程中，阿里有着自己的无奈。
2017年，阿里在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调味品假货案时发现，主犯已然“三进宫”。当年，他曾在一家正规调味品厂干打假，打着打着，他发现造假利润极大，从此走上歧途。哪怕在2006年、2011年两度被刑拘，依然死不悔改。
据阿里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2017年查获的740例制售假案件中，确认有刑事判决结果的129人，缓期执行的有104人，比例高达81%。
制假售假成本低，打假成本高，重复违法难避免，结果只能是“违法犯罪分子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
纵观近40年的打假史，从政府单打独斗，到职业打假人蜂拥而起，再到“黑科技”打假纵贯线上线下、横扫全球。
诚如马云所说：“假货就像病菌存在周围的空气里，跟假货的斗争，就是跟人性的阴暗面做斗争，这是一场永久性的战争。”
可喜的是，如今以阿里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为解决世界经济的毒瘤——假货，正式亮出了中国方案。
作者：熊剑辉 来源：华商韬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