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离开了北京

我开始北漂是在2015年夏天，背了两身换洗衣服，钱包里装了一千块钱。

我面试的第一份工作在望京，在马路上被一个男人拦住，他问我地铁站在哪儿，又说借钱坐地铁，我给了他一些零钱，他继续说他的同事撞了人，钱包被扣下了，还需要转长途去公司拿钱，干脆借我一百块。他大概五十出头，黑皮肤，面容焦灼，把驾驶证往我手里塞，并抬起巴掌扇在自己脸上，信誓旦旦地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老家是xx的，我绝不会丢家乡人民的脸。我借给了他，也没要他的驾驶证，只留了电话，走了一段路回味过来我被骗了。那晚，我在青旅附近的网吧写面试稿，写完已是深夜，走出网吧抽了一根烟，皓月当空，回味着北京赋予我的第一次失落。此后我再未施舍过任何人。

幸运的是，我面试成功了，工作是撰稿，一天要写五篇伪原创的稿子。我住在一个叫崔各庄的地方，十五号线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点，走出地铁口，路两边是荒野，目及之处没有超过三层的建筑，扭头眺望，还能看见光鲜通明的望京SOHO。人行道的灯影昏黄，货车撞散漫空的浑浊，三两粒灰尘融化在嘴里，我告诉老家的朋友，这就是北京的味道。我开始喝酒，每晚都喝。弗洛伊德说抽烟喝酒说脏话的人，必是有需求未被满足，所以才填充于口欲。我沉溺于酒精的原因有很多，为挤地铁而喝，为每天睁眼就欠公司五篇稿子而喝，为不能去别处而喝，归结到底发现这一切都能用钱解决，然后恍然，原来我竟是被钱驱使，为穷而喝!

不久后，我换了份工作，新公司在西二旗，三层小楼，专门留出一间当员工宿舍，里面有一张属于我的小床。我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坐到工位上干活，中午叫一份外卖，吃完眯一会儿。办公室里大多时候是安静的，大家习惯戴耳机，用打字交流。等七点一到，同事们纷纷打卡下班，我关掉与工作相关的窗口，一天过去。

某天夜里下起了大雨，一直持续到早上，同事们冒雨来到公司，脱下湿透的鞋，赤脚在地板上走，院外的月季跟竹子东歪西倒，下午三点的墙头不见熟悉的黑猫走过。到了晚上雨还没停，我望着窗外的雨忽而愕然，这样的生活竟然已经维持了十个月。时间个概念，快慢是人的主观感觉，是每天同样的生活让大脑麻木，继而将同样的姿势、呼吸、事件折叠到一起，把记忆给压缩了。在下大雨的那个下午，我有种流泪的冲动，强烈又匆匆，我突然想吃辣的火锅，喝烈的白酒，汤锅翻滚白烟，仰脖把酒饮尽，就着落地玻璃打个电话，随便给谁，告诉他北京的雨不停地下，不停地下。

因为没有勇气面对次日的生活，我每天都会熬夜，在夜里伤害自我，挖掘自由。我总在凌晨后推开小屋的门，把手总发出刺耳的咯吱声，摸索着在小床上躺下去，心脏咚咚响，铁架床都跟着震颤。多少次我都觉得要死了，可每次都还活着，活得好好的，在活下来后询问自己，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很亢奋，那么愿意去忙碌，愿意为一句话而笑。日子就了，总想得出一个答案，例如我的眼睛还能看多少行字，双手还能写下几部篇章，我在未来还会遇到几个人，等等等等。可时钟一圈一圈转，白天黑夜，一个周末接一个周末，开怀或沉默;穿着短袖来，看过白雪堆积后院，墙根的玫瑰开了又谢，等到了春天，这样的生活还是这样的生活。我得不到答案，便以最消极最极端的方式来应对，就是不应对。我把一切都交给时间，时间不会解决问题，但会让问题过去。

随着公司搬迁在即，我那一张床铺也没有了，连续好多天跟同事奔走在看房的路上。先去的是公司附近的小区，打电话联系好了房东，等到了小区门口，一个一看就是中介的人招呼我们跟他走，当时还和同事嘀咕，这怎么是个中介，房东呢?中介带着我们走进一栋楼，在消防箱上面找不到钥匙，就拿着张硬卡使劲别门，一边别一边夸这房子多好多难找。他折腾了有十分钟还没打开，我和同事站在一旁像把风的，感觉有点尴尬，就劝他算了。中介也是一身汗，坚持地说，不行!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房子，户型和这个一模一样，很好的!这时电梯里走出个小女生，看我们堵在门口，客气地说她住在里面，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中介像看到了亲人一样，都快哭了，说我是房屋管理员，快开门，我们要看房子!我们进门后几眼就看完了房子，觉得对不起中介，就又看了一遍，只有一点满意，那就是防盗门不错，走出小区接到一个电话说，你们怎么还不来看房啊?我说，不是刚看过吗?他说，被人带跑了吧，我都没看到你们!我和同事相视，尴尬地一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我和同事跑遍了近邻公司的两条地铁线，要么贵，要么小。有次我们来到一个偏僻的场院，满墙的爬墙虎，地上是煤渣路，格外寂静，好像不属于北京，可房子狭窄得可怜。我们疲累地走出来，坐在马路边上抽烟，汗水一颗颗地掉在牛仔裤上，把烟滴湿了，吸到肺里无比辛辣，觉得生活真难。后来，我们终于在回龙观的某小区找到了间合适的房，匆匆交钱签了合同。对西二旗科技园的白领来说，回龙观的房子就像是搭配薯条的番茄酱。每晚五点到八点的后厂村路上，上班族们褪去了流量的光环和KPI的压迫，骑着小电驴穿梭在宝马奔驰间，狠狠地将那些年薪百万的小资甩在身后，迅捷得犹如上班时敲打键盘的手。

对于刚搬的新家，我总是找不到回去的路，不是提前下车，就是坐过了站，出门买个东西还得绕个半个小区找楼牌号。搬到回龙观两个月后，时间是来北京整一年，我才能顺利地找到家门，也终于生了来北京后的第一场病，视线模糊，听力下降，清鼻涕流得跟自来水似的。那天是中元节，北京下起了小雨，同事们下班都早，说怕见鬼。西二旗地铁站是换乘车站，每次下班看着一拨人从车厢里倾泻而出，空出大片可站立的位置，都有种莫名的快意。地铁口有老人坐在地上买伞，强硬地将人群分流。相比下，七夕剩的玫瑰就掉价许多了，小贩抱着一箱玫瑰冲路人喊着便宜卖了，但过了时节的物件跟决裂后的关系一样，少有人为此回头。十字街口有人等绿灯，有公交车笨拙地驶过，有人烧纸，火星翻飞，事后留下一堆灰烬，用土掩盖了像是人行道结的血痂。

我意识到自己渐渐地对一切都感到麻木，例如回家。先掏出钥匙，一把开楼道门，灯光应声而响，墙壁上被人涂鸦“我们爱面包，我们爱奶酪，我们要的是彼此相爱”;一把打开家门，进去的那一刻眼前一黑，三室两厅的房子除我外还有两户，但门都紧闭着，光从门缝里渗出来，一股冷漠的人情味儿往鼻孔里钻;最后一把，用手机照着打开自己的卧室门，屋里东西的摆放位置，和早上匆匆出门时完全吻合。弃读韩寒多年，却又发觉“三重门”这个名字取得巧妙。

我躺在床上，能听见租户在卫生间打开莲蓬头，热水在管道流动的声音传到卧室，像墙壁在哭泣。那时我就知道，不会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需要一个清净的地方解决些什么。

2016年的十一假期，我回到老家，母亲见到我很是高兴，她做了卤面，厨房还炖着一锅清鸡汤，这正是我在北京经常想吃的东西，可真正吃到嘴边，仿佛胃口又没那么大了。晚上，我去散步，看一切都是旧的样子，新的感受，小镇坐落在古黄河金堤以北，算是没拖GDP的后腿，居民有钱后纷纷买房学车。新区规划得也十分成功，一座座小区拔地而起，什么上海城、津都府、大理苑、南海花园……三流的房地产文案覆盖了一条又一条的街，让人不知身在何处。

回家第二天我不忍楼上装修的叨扰，去老房子那儿躲了一下午，房间里的物件都已搬走，只剩下床还有松散的书桌，和一堆旧书。我翻着那堆书，想起小时候，小时候的世界没那么大，活在小镇就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吃得起门口加州牛肉面的面，十八块钱一碗;另一个是住上有电梯的房子。这两件事目前都能实现，可我开始不快乐。我还为一个问题而疑惑，缅怀过去，究竟是因为过去好，还是现在过得不好呢?

我一人躲在旧居的下午，不知觉地睡着了，醒来天已黑了，睁着眼什么也看不到，觉得好久没有如此舒适自在过，决定立即辞职回来。我偏执地想，若一个人如果只能满足过去的自己，那么活着便毫无意义!可因为受不了一处的疲累而选择另一处的清宁，这算逃避吗?

我如此想着，犹豫着，跟公司提出了辞职，在茶水间里同事笑着说他有个朋友有天突然消失，再次出现时他已经在北京某寺庙出家了，问他什么感觉，朋友就说，山下太乱了。

“感觉你也要出家里似的。”同事说。

可我只是回家。我如愿以偿地辞了工作，告别了北京那帮人，一人搬进了老房子，没有网络，无人对话，听着电脑里缓存的老歌，一本书打发一天的时光。我很想能有人问我什么也不干是种怎样的感觉，我会回答：大家都急需金钱去换取自由，可金钱有限，自由更有限，我拼不过，所以选择先避一会儿。若对方接着问总不能一直这样避下去吧?我会说：如果面对一件困难而有意义的事时退缩，那是逃离;如果面对的是力所能及却觉得煎熬的事情，选择离开很符合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再说“避”这个字眼本就不是长久性的。敲下这段话时，房间是亮的。

作者：刘酿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