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达生先生(Mr. Davison Black)：
您好。
我的超师弟在协和医科大学当了解剖系主任，在东单三条协和九号院有了一间自己的小小的办公室，冲东，天天可以看到晨光和草木葳蕤的庭院。我很羡慕他。
在一个人的一生之中，会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几天时间、几件事儿、几个地方对他产生巨大的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个人有了一定年纪之后，开始不由自主地怀念这几个人、这几天、这几件事儿，隔一段时间，就想再去这几个地方看看。
在我个人的单子上，协和九号院排在这少数几个地方的第一位。其他建筑物还包括：北大燕南园和未名湖，北京东护城河，湾区伯克利山。
我在北京生、北京长，在我生长的年代，北京的好些庙宇已经被毁了、好些庙宇被改作他用。协和九号院先是我学医的地方，学习生命、病痛、心碎、失身，后来被我当成庙来用，每两三个月，路过的时候，就进去，在台阶上坐一会儿、站一会儿、被风吹一会儿。
我早就不记得建筑物屋顶上的五脊六兽都是什么名字，就好像早就忘了颅底都有多少个孔儿、都有什么血管和神经通过了，但是我能清楚地记得曾经的幻灭、肉体、诗意，记得我作为一个人的三观在这个气场里形成的过程。
协和九号院的正门有保安把守，除了开会，我都从没有保安把守的侧门进去，呆一会儿再从保安把守的正门出来。超师弟忙，又不是依旧美丽或者曾经美丽的师妹，我很少打搅他。只有一次，我忽然想去看看大体解剖室，就去骚扰他。
解剖室比我学医的时候条件好了不少，灯光明亮，地板洁净，没了旧时人类脂肪粘鞋底的油腻感，也没了福尔马林刺鼻的味道，听说用了新型的防腐剂。人体骨架还在，散站在解剖室的四个角落。我遥望骷髅空洞的眼窝，我感到我的三观在瞬间崩塌、在瞬间重建，我再次明确：认识到人生没有终极意义是一切人生幸福的起始点。
超师弟拉我到一楼，说让我看一个最近才基本复原的角落：101室。你，Davison Black，步达生，加拿大籍，人类学、神经学和解剖学教授，协和医学院第二任解剖系主任。从1921年到1934年，101室是你呆了十三年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二十平米左右，里面一张书桌、一台打印机、一部电话、几个书架、一些骨骼标本，一些后贴上去的你的事迹介绍。
在我走入你办公室之前，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在现存人类中，知道你名字的估计不过万人，但是知道你带过的裴文中的名字的，应该在百万级，知道你起始、主持、推动的北京周口店古人类遗址发掘的，应该在千万级，知道另一个和你同样是加拿大籍医生的白求恩的，应该在亿级，知道你和其他很多人一起创立的协和医学院的，应该在十亿级。
其实，简单的说，我想说的是，很多像你一样级的牛人并不出名，并不闪闪发光，而你们这些并不闪闪发光的牛人才是世界美好的最重要的基础。感谢像你这样研究冷僻学问的人，感谢写《金瓶梅》和《诗经》的无名氏，感谢制造通灵的高古玉和高古瓷的无名氏，也感谢让协和九号院的门窗一百年来还推拉自如的无名氏。
超师弟拉我到101室旁边的102室，指着门问我，猜，这间房子是干什么用的?我看房门上横着数道铁锁，屋子又在你办公室旁边，就猜，标本室。超师弟说，错了，几乎没人猜对过，这是酒窖，当时存放葡萄酒酒的地方，曾经有很多瓶葡萄酒。“一百年前在中国的葡萄酒窖，不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也应该是之一了，讲究啊，每个牛人似乎都有某些腐朽的地方。”我想。
1934年3月15日下午，你因为心脏病发作死在101室的办公桌旁，终年49岁。“那刹那，你手是否在摸着那个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你手旁是否开了一瓶葡萄酒?”我想，这么死，命真好。
对了，你死之后，那个北京人头盖骨找不到了。幸亏你和其他前辈的仔细记录，原尺寸复制，我等才得以有眼福看到那个头盖骨的样子。现在这个复制品就摆在你原来的办公桌上，面朝南。
冯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