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日报社副社长李洪洋、新京报传媒副总裁刘炳路、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龙志先后离职，再加上之前9月份，原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郎永淳、张泉灵离职，传统媒体人频密的离职事件一次次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陈敏和张晓纯对2009年～2015年间52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等方面，是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
其实小编就在分析媒体人离职转型的真实原因：
笔者在进行离职文本的内容分析之前，一个初步的预设是：报道空间的受限、传媒体制的禁锢是媒体人离职的重要原因，他们应该会在文本中大量分析、批评这种现状。但在梳理文本后却发现，52个样本中，只有5人较多地阐述了体制方面的影响，其中3人来自央视。
比如，崔永元抱怨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题目遭到枪毙是常态，“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二十到三十个题目”，“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原《京华时报》记者康少见提到：“近两年的纸媒，尤其是传统媒体深度新闻的操作遇到了很大的政策性限制。我入行12年，这两年感觉到政策的变化给深度新闻的原创部门带来很大压力，无论是记者还是上层的副总、总编辑，压力都特别大。很多我们感兴趣的选题都没办法操作，也没办法开发和运营。需求和现实的矛盾会让人特别难受……这种煎熬很难去适应。我已经咬着牙适应了3年，现在真的觉得应该寻求些变化。”
身为媒体人，他们往往能够较早地敏锐感受到新技术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从《南方都市报》跳槽到网易、后又从网易离职创业的龙志认为，“除了大家经常抱怨环境不好，更直接的是来自外部，来自网络的冲击，更先进的技术，实实在在地冲击了传统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