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国之乱的时期，有一位军官从前线归来，景帝对他询问对这场战乱的看法。这位军官表示，杀了晁错等诸王，朝廷表现得过于软弱，没有撤退军队，反而更加嚣张。虽然杀了晁错让朝廷在道义上占了上风，却失去了实力的支持，导致人们对朝廷的决心和实力产生怀疑。景帝之所以杀晁错，实际上是直接暴露了朝廷对诸侯王的畏惧，本质上是景帝对自己的家底缺乏信心。如果他相信中央势力必定获胜，就不需要将责任推到晁错身上。问题在于，既然朝廷本身没有稳压诸侯王的实力，为何要如此激进地削弱藩地呢？因此，晁错的死是理所当然的。一旦杀死晁错，也就向天下宣告，朝廷放弃了削藩这个计划。最终，大事的成败还是靠周亚夫和梁王的拯救。
晁错是历史的推动者，这样的人是值得人们敬佩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历史将是灰色的。削藩这个问题并没有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要么全力以赴，舍生忘死，要么无法做到。虽然混迹社会相对容易，但那样无法达成目标。吴王刘濞并没有反叛的心思，这一点在学术界是公认的。或者说，是文帝道家思想的成功运作，成功地化解了吴王的反叛。
削藩是必须的。吴王刘濞不反叛，并不代表他的后代也不会反叛。类似七国之乱的事情迟早会发生，而且通常会在朝廷面对危机或特别虚弱的时候爆发。到那时，解决诸侯国问题将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如果不先解决诸侯国问题，就永远不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有作为的君主。武帝开疆征匈奴并没有错，错在于劳民过度，战争无度。
景帝杀晁错无疑是个污点，但杀晁错和解决诸侯国问题有相似之处——物尽其用，然后丢弃。晁错的思想和才能在景帝老师任内已经完全传承给景帝，除去晁错独有的思想，用其他官员同样能实现景帝的方略。诸侯国的设立，在汉初是完全必要的，可以理解为从分封制向集权过渡的阶段，而且七国之乱后，废除分封实现集权也稳定了朝廷的统治。
秦朝灭亡的原因大多数人只谈及秦的暴政，但很少有人提到六国遗民心怀故国这一重要原因。这种心怀故国的情绪只能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秦统一六国时，实际上是在进行全面的移风易俗。如果瞬间完成这一过程，必然会遭到强烈反抗。通过秦末、汉初的分封制度，百年后左右，才基本完成了移风易俗的过程。在这里，诸侯国的角色是维持了与中央的一致性，同时保留了各地的差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性逐渐向一致性转变。到了景帝时期，这种一致性已经足够维持中央的集权，诸侯王也可以被舍弃。
君主削藩是必然的，从国家的角度看，能够联合藩王是最好的选择，但藩王早已不受中央控制。历史上曾有不少藩王夺取中央权力的例子，即使明朝永乐帝发动反削藩起义，夺得大权后，第一件事仍然是削藩。从中央朝廷的角度来看，削藩更像是自我保护。景帝时期普遍认为需要削藩，整个朝廷都持这个观点。
问题在于如何削藩。要想与匈奴匹敌，必须有集权的中央朝廷。有时候，权力的游戏就是纯粹的野蛮。新王朝的建立就像是重新启动了中央集权系统，刚开始面对四面不平、内部潜在威胁，藩王就是这个系统的补丁。但一旦中央集权系统正常运作，藩王就会由一个补丁变成病毒，必须被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