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水浒传》主要描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在山东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杆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个个都是杀人越货、狰狞可恶的强盗。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之后，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并且拉出个“替天行道”的大旗。于是，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强盗队伍，转眼间就华丽变身，强盗变英雄，成了正义之师。梁山好汉从此理直气壮，人人欢欣鼓舞，士气高昂。如此高超的点化术、包装术，也只有头脑灵光的文人才想得出来。这还真应了那句老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由此可见，宋江是《水浒传》中的灵魂人物。而宋江原本是山东郓城县衙门中的押司，一个混迹官场的落魄文人。《水浒传》描述的是强盗打家劫舍、横行霸道的世界，各路英雄好汉粉墨登场，上演的都是拳脚功夫、刀枪相见的武打戏。那些整天里摇头晃脑、吟诗作画的文人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多，很不显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去品味，就会发现，原来文人在《水浒传》中发挥的作用也很关键。
一、“白衣秀士”王伦
水泊梁山建立之初，带领一帮农民起义的首任寨主就是个文人，他姓王名伦，绰号“白衣秀士”，是一个落第秀才。这王伦本是村野穷儒，可能是因为长年投身科举，久考不中，恼羞成怒，渐渐萌生了仇恨社会的逆反心态。俗话说得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这王伦偏偏落草为寇，还成了强盗头目。他带领杜迁、宋万、朱贵几个兄弟，身边跟随着七八百个小喽罗们，在梁山泊占山为王，呼风唤雨，好不逍遥自在。
王伦的好日子伴随着“豹子头”林冲的到来，显得岌岌可危了。谋划造反可不是件轻松活，聚众闹事同样需要资金支持，王伦背后的大金主正是柴大官人。王伦落难之时，得到了柴大官人的资助，才得以在梁山泊占山为王。如今，柴大官人又推荐犯下了逆天大罪的好汉林冲前来投奔，他岂有拒绝的道理？王伦当即满口答应，还安排林冲坐上了山寨的第四把交椅。
然而，文人终归难逃其劣根性支配的宿命。敏感的神经让王伦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是个落第的秀才，又没什么本事。林冲是京师八十万禁军教头，必然一身好武艺，放在身边始终都是威胁。不如找个借口，打发他下山去，以免后患。生性多疑，嫉贤妒能，这是文人的死穴。心胸狭窄，软弱犹豫的作派，也让王伦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王伦想方设法刁难林冲。借口怀疑他是官府派来的奸细，让他必须三天之内拿出一个“投名状”来。就是说要他下山去拿一个人头上来。这样他有了命案，才有资格上得了贼船。当然，林冲没能拿出“投名状”，即便王伦送盘缠打发他离开，他还是赖着不走。那林冲本来就是被逼上梁山，走投无路，你到底还要让他再往何处去？林冲只能寄人篱下，忍气吞声。他压抑着的满腔怒火终于在晁盖、吴用、刘唐等七人窃了生辰纲，投奔到梁山泊之后，爆发了。
这一次，王伦故伎重演。他表面上对前来投奔的晁盖、吴用等人表示欢迎。第二天，就立马在水寨亭上摆酒席送客。说梁山泊山寨弱小，浅水难养真龙，请你们另谋高就。话音刚落，就惹怒了“豹子头”林冲，他大骂道：“你这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你也无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晁盖、吴用假意好言相劝。杜迁、宋万、朱贵急忙着要向前解救王伦，却被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死死拉住。林冲一把抓住王伦，又痛骂了一顿，朝他心窝里就是一刀。可怜的王伦当即倒在血泊之中，成了刀下冤魂。
细想《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为什么要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文人取名叫“王伦”呢？王伦者“亡伦”也，就是缺德的败类。这些落魄文人，他们平时如同丧家之犬，一旦得势就原形毕露，忘乎所以。他们满口伦理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不但助纣为虐，气量狭小，更缺乏仁义心、同情心，可谓无耻之极。王伦正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施耐庵鄙视这样的无行文人，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鞭挞、讽刺。
二、“智多星”吴用
王伦被杀事件，不过是“智多星”吴用的略施小计。与其说王伦死在林冲手里，倒不如说死在吴用手里。文人最了解文人，当晁盖等人还沉㓎在王伦热情接待的表面现象里时，吴用一眼就识破了王伦的虚情假意，也看出了林冲的满腔怒火。吴用要让这怒火燃烧得更加猛烈一些。他想出了一条毒计：“且待小生略放片言，叫他山寨自相火并。”。而林冲果然没有中计被挑拨，成功实施了击杀王伦的行动计划。从此，水泊梁山才真正成了好汉的天下。
在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之中，吴用是独一无二的文人代表，是正面文人的典型形象。俗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梁山泊的军师叫“吴用”关键就在于这个“用”字。朗朗乾坤，世态炎凉，小人当道，真正有才能的文人怀才不遇，得不到重用，只能与强盗为伍，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想想，这是个多么糟糕、荒唐的世界。
《三国演义》中有个诸葛亮，《水浒传》中有个吴用，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文人的正面代表。
吴用在梁山英雄榜排名第三，山东郡城县东市村人。他满腹经纶，通晓文韬武略，足智多谋，常以诸葛亮自比，道号“加亮先生”，人称“智多星”。
吴用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风度翩翩。他平日里在财主家担任私塾先生，就是个郁郁不得志的教书匠。吴用在《水浒传》里登场是在第十四回。衙门都头雷横和“赤发鬼”刘唐，正在路上拼命厮杀，大战了五十余回合，仍旧不分胜负。惊心动魄的生死关头，吴用突然挺身而出，冲上前来劝架。他手持铜链，猛地一挡，才将两人隔开。两个好汉收住朴刀，站稳身子，他们被眼前这位文弱书生的气势给震住了。想不到他出手不凡，竟然也是个武功高手。
刘唐给晁盖和吴用带来了个机密消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准备运送十万贯金珠宝贝，给老丈人蔡太师庆祝生辰。于是他们合计，决心干上一单惊天大买卖，智取“生辰纲”。经过吴用的精心策划，七条好汉，兵不血刃，巧妙地盗取了“生辰纲”，直奔梁山泊而去。
在古时候，具备文韬武略，王佐之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疑是每个读书人的最大梦想。吴用足智多谋，广交天下英雄好汉，正是到了梁山泊，他才如鱼得水，找到了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最佳舞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军师吴用排兵布阵，妙计连连：智取生辰纲，双用连环计，智赚玉麒麟，智取大名府，智取文安县。他殚精竭虑，为梁山泊的不断壮大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吴用哪里是什么百无一用啊？他文武双全，料事如神，上知天文，下识地理，简直就是聪明智慧的化身。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用在了谋略上，用在了人与人的斗争上。体现的都是勾心斗角，狠毒阴谋。《三国演义》、《水浒传》上那些活灵活现的战争谋略案例，简直就是绝妙的军事斗争学习教材。
吴用从一介穷书生，转变为梁山泊排名第三的山大王，坐享荣华富贵，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对赏识自己的晁盖、宋江等人是感恩戴德的。就像诸葛亮对刘备的忠心耿耿，吴用同样做到了为梁山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水浒传》故事到了后面可谓英雄穷途末路，一片凄凉。宋江最终被朝廷毒酒赐死。他死了，还不忘托梦给吴用，希望他“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于心不曾负了天子。”千万不要想着报仇，乱了自己效忠朝廷的大计。吴用得知噩耗后，决心追随宋江而去，他就和花荣一道，自缢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宋江墓前，尸身就葬于宋江墓侧。“士为知己者死”，吴用视死如归，真可谓达到了江湖儿女“忠义”人生的最高境界。吴用这一艺术形象，应该就是作者施耐庵塑造的正面文人的理想典范了。
三、梁山泊毁于宋江之手
《水浒传》是一部武人之书，但本书的作者施耐庵想必是一位底层文人。在全书的灵魂人物宋江身上，体现的是底层文人的正能量思维。宋江有一个奇葩的理论：“宁可朝廷负我，我终心不负朝廷”。虽然朝廷对我不公，但我痴心不改，誓死要精忠报国。即便是当了强盗，也要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朝廷。宋江一心一意要投降招安，而且就是自己后来被朝廷毒害死了，也心甘情愿。“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真的是无怨无悔。
《水浒传》后半部就是描述宋江带领起义军投降招安，征辽、打方腊，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过程，看了令人心情沮丧、压抑。毛泽东主席晚年评价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无疑成了投降派的代表，成为梁山泊的罪人，成为人们唾骂的对象。这样的结论与作者施耐庵树立、维护宋江正面形象的创作初衷是相反的。
一向奉公守法的“及时雨”宋江为什么也会被逼上梁山呢？一是坏在女人身上，愤怒冲动之下，拔刀杀了阎婆惜；二是酒后题了首歪诗，被人告发有谋反之意，坐实了杀头大罪。宋江的这些行径正是犯了文人的通病：风流成性，不拘小节，祸从口出。被众好汉救上梁山的宋江，自然不甘心从此当个强盗，他的理想是精忠报国，效忠朝廷。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梁山泊才会被他带上了不归路。
清初文艺评论家金圣叹“独恶宋江”，对他的“忠义”说教不以为然，更不喜欢小说后面的悲惨结局。金圣叹干脆腰斩《水浒传》，只保留前七十回，并加以点评发行，称为“第五才子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金圣叹最后也是祸从口出，因言获罪，被朝廷以叛逆罪判处死刑，斩首了。
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在散曲《一枝花》中宣言：“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表达了他矢志不渝，绝不向黑暗现实妥协的决心。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古代那些特立独行、有骨气的文人的群体画像。然而，现实又是残酷无情的。他们随时面临着封建专制的严厉迫害、压制，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文字狱灾难稍不注意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怒向刀丛，沉默隐忍，也只有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水浒传》中那些纵横天下、快意恩仇的英雄好汉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