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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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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代表德国在凡尔赛会议上进行谈判,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称为“组织理论之父”。著作:《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思想源自康德的唯心主义,但没有割裂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而是强调观念对社会的反作用。

提出“新教伦理”：新教观念中的“人们应当极力追求财富,并保持简朴生活,这是上帝允许人们上天堂的方式。”极大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但“理性主义思想”会逐渐破除传统的迷信和权威家长制,把社会“去魅”成极端追求理性,高效率获取利润的社会。这会导致神话传统的破坏，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

对传播媒介的研究：首先他承认报刊能够传递不同观点,改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之后他提出民众对报刊的期待会塑造不同类型的报刊,这种影响比报刊对民众的塑造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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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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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 *** 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精神分裂的韦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写下了那经久传诵的段落：“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在后人的分析中，这段话充分显示了一种精神分裂的风格，消沉而痛切。早年时，韦伯曾经患过脑膜炎，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脑衰竭。与父亲长期的争吵与价值观的冲突，像大山一样压迫着韦伯，让他长期难以释放。1897年父亲突然去世，韦伯失去与父亲和解的机会，让他抱憾并自责终生，以至于在秋天来临之时出现多种症状：身体虚弱、失眠、内心紧张、良心责备的痛苦、精疲力竭、间歇性焦虑，几乎不能作任何事情。另外，韦伯的家庭生活屡屡坎坷，与玛丽安娜的婚姻，与父亲外甥女的交往，以及与此同时与表妹埃玛·鲍姆加滕的分手,对韦伯同样也有长时间的影响。夫妻之间没有性生活，当然对韦伯的精神稳定没有好处。这些因素使韦伯在 1897年到1903年经历了精神分裂病症的折磨。为病痛纠缠的韦伯只得辞离教授一职，去美国休养兼考察。而这次出行，促成了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选举中失意的韦伯

韦伯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一生都希望参与德国政治，希望成为一个政治家，试图在选举中一展报复。机会来了，在1919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兰克福选区提名韦伯为民主党候选人。他自己申请成为国会候选人没有得到同意。他还为获得黑森-拿骚选区的候选人提名而努力，也没有结果。后来尽管有人考虑让韦伯做内政部国务秘书，康拉德·豪斯曼提议让他做驻维也纳大使或者民主党委员会委员,但是在新的政治体系中，韦伯最终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他只是作为十三位成员之一，参加了一个非 *** 机构，负责就制定宪法草案问题向内政部提供咨询建议。选举中的失意，并没有使韦伯在政治上灰心失望，他仍然积极参加到令他向往的政治生活中，为之奋斗。不过，终其一生，他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实现夙愿。

在音乐中寻找意义的韦伯

韦伯对音乐很感兴趣，常常沉浸在音乐中平息自己的情绪。也许，学者同音乐有某种冥冥中的联系，爱因斯坦对小提琴的演奏就要比对物理学更着迷。据说，爱因斯坦认为，他的音乐天赋要远远高于研究相对论的天赋。韦伯喜好音乐，但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他从音乐里悟出了更为深刻的道理。他有一篇未完成的大作《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这篇文章竟然创立了一个学科—音乐社会学。他的这篇文章不是谈音乐欣赏，而是从理性主义出发。根据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等各种因素来探讨音乐，文章涉及到音阶、旋律、律制、乐器、复调、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内容。现在的学者一旦谈到音乐社会学，非要把韦伯请出来不可。更有甚者，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干脆用12卷的巨著来谈音乐，这显然同韦伯的影响有关。在阿多诺笔下，黑格尔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奏鸣曲式的社会。当我们听取不同的音乐时，韦伯就有可能在耳边提醒我们。例如，中国的二胡琵琶，同西方的提琴黑管之类相比，似乎确实有社会性的差别。而中国的钟磬丝竹之声，则与西方的奏鸣曲交响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韦伯所说的加尔文教和中国儒教的差别，更好是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听《茉莉花》，再到紫禁城内听贝多芬，感受就会比读书深得多。

马克思韦伯谈现代性

马克思韦伯，德国著名哲学家，他的理论代表着现代性走向“成年”

在古代，人们信仰宗教，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性，可现代的理性主义通过科学，驱散了过去的一切非理性，上帝没有了，迷信没有了，这个世界 *** 裸地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韦伯是之一个提出对现代性反思的人，他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盲目自大所带来的危险。

马克思韦伯的思想理论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思想是行政组织体系又被称为官僚政治或官僚主义，使行政组织发挥作用，管理应以知识为依据进行控制，管理者应有胜任工作的能力，应该依据客观事实而不是凭主观意志来领导，因而这是一个有关集体活动理性化的社会学概念。更高领导层相当于组织的高级管理阶层，行政官员相当于中级管理阶层，一般工作人员相当于基层管理阶层。

1、任何机构组织都应有确定的目标。

2、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劳动分工。

3、按等级制度形成的一个指挥链。每一级的人员都必须接受上级的控制和监督，下级服从上级。

4、在人员关系上，是指挥和服从的关系。

5、人员实行委任制，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委任的。

6、管理人员管理企业或其他组织，但不是企业或组织的所有者。

7、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

8、管理人员必须严格地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

马克思·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的四个命题 #笔记

马克思·韦伯关于现代性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核心，叫做「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然而这样一个深刻理解现代科学理性力量的他，也却是对于Rationali *** 的一个怀疑者，或者说反思者。

1917年，韦伯在慕尼黑做了一个演讲，主题是「以学术为志业」。其中有一段演讲非常著名——

韦伯的现代性思想中的之一个命题叫做「祛魅（disenchantment）」，简单来讲就是「祛除魅惑性」，指的是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将过去对自然世界认识中的「神秘性」消除了。

现在看到这种神秘的不可知性，当代人总有一种不屑和愚昧的嫌怨，然而在过去，这却是人与世界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表征。这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让人类和整个宇宙紧密连接为一个整体，构成所谓的宇宙秩序（co *** os），古代人从这种整体秩序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

然而，「理性的力量驱散神秘的魅惑」通过将宗教理性化，再转向祛宗教本身，把自然世界客观化了。世界不再具有神性和灵性，成为了因果规律环中的冰冷世界。

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而清醒后失去默认选项的人，又如何重建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

韦伯的第二个命题叫做「诸神之争」。它指的是人与人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它越出了科学理性的边界，是探讨关于终极价值的问题。

生活中有两种判断，一个是「事实判断」，一个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描述一个事实，而价值判断则是在表达食物应当如何。在价值判断的语境中包含了一种好坏对错，高低优劣的主观取向。

在事实领域，科学理性能让我们把握到高度的确定性，因此事实判断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在古时候，人们相信世界是有一套统一的秩序的，然而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明白了物质世界没有什么神秘的终极答案，因此，价值判断成为一种更个体化的标准，也造成了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现实。

韦伯有一句名言——

第三个命题来自于两种理性，「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简单来说，前者指的是为达到目的采取的更优的理性计算手段；而后者则关心的是目的本身该不该，要不要。

在现代社会中这两种理性的表现是：价值观念问题我们有许多分歧；但在具体 *** 上，我们都认同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结果就是，工具理性的逻辑越来越强大，成为一种通用逻辑，整个社会都越来越重视计算和效率，这也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官僚制（bureaucracy）」化，官僚制追求高效率：

而「非个人化（impersonal）」，则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复杂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体系下变成了可计算的变量与指标。

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不平衡发展，使其太强大以至于压倒了价值理性。现代人甚至放弃追求价值理性，将工具理性奉为圭臬。手段变成了目的。

韦伯的第四个命题叫做「现代的铁笼」。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是，理性化把现代铸造成了一个铁笼。理性化催生了官僚制，官僚制的非个人化原则带来了系统效率的提升和理性计算的简化，在这套系统的蔓延下，整个社会最后像是一部运转效率极高的巨大机器。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则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成为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也正是「铁笼」的由来。

铁笼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造就了一种片面的「讲求事实、重视计算、追求效率」的社会文化。譬如说，假冒伪劣缴纳罚款这样的用理性功利的计算来解决道德问题的社会规范，这种逻辑虽然效果极快，却永远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第二个问题则是造就了一种片面的「人与人和人与组织之间成为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的社会关系。人在供需关系的巨大竞争压力下变成了一种商品，需要去应对来自于组织和他人的需求，使自己变得「有用」，因此看似在多元价值的社会中有选择的自由，却远没有机会去发展和丰富自我，而是在争分夺秒中成为「铁笼」中一个优质的零部件。

然而解决之道也绝非打破铁笼，因为铁笼虽束缚了现代人，却也同时带给现代人巨大的物质基础以及建立在之上的精神文明。

可行之法在哪里也许还没有人有答案。可是诚实地去正视这一切，才是现代人能够，也应当去做的。

因为韦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