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忠贤是明朝末年臭名昭著的大太监，据说他原本是河北一个地痞无赖，好与人赌钱，因为欠人赌债，没办法只好自愿进宫为太监，凭借着机敏会察言观色，很快就得到上司的提拔，有借机结识了当时太子的乳母客氏，从此二人狼狈为奸，为非作歹。
历史就像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例如我们看到的二十四史，可以说是了解古代历史最正统的资料。不过这些史书多由后朝史官编纂而成。
这些史官再怎么公正，他们的笔下却仍然贯穿着统治者的意志，对前朝做的好的地方尽量一笔带过，对前朝做的不好的地方，写的却比较详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他们那个朝代的统治。
但是历史这个“小姑娘”不管怎么打扮，最后总有“卸妆”时。也就是说，历史一直是客观存在的，不会以人的意志所转移。
一件事情在后人看来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些因素，是如何也改变不了。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魏忠贤，这个人在我们小时候就耳熟能详，很久以前就被史书渲染为“罪大恶极的太监”“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形象。
笔者无意给魏忠贤翻案，但是当我们以明朝末年那个特殊的朝廷政治环境来看魏忠贤时，他更像是一个“罪大恶极但是非常有能力的太监”。
历史上的魏忠贤
魏忠贤，明末太监，市井无赖出身。嗜好赌博，赌到最后，可谓是倾家荡产。当时的魏忠贤在偿还赌债时，连一点家当都拿不出来，于是挥刀自宫，进入宫廷。
一开始魏忠贤是由太监孙暹引入的，后面又巴结另一位大太监魏朝，凭借着和魏朝的关系，魏忠贤才算在太监这个“圈子”站稳脚跟。
但是魏忠贤却恩将仇报，为了能更进一步，魏忠贤勾搭上魏朝当时的对食对象，天启皇帝朱由校的乳母，客氏。
而魏忠贤也是第一次撕开了“老实人”的假面具，将客氏抢到手，并且假借皇帝旨意，将自己的恩人魏朝直接流放到凤阳，最后更是在流放途中就找人刺杀了魏朝。
魏忠贤为什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勾搭客氏，甚至不惜加害自己的恩人。就是因为客氏是当时天启皇帝朱由校的乳母，而当时的朱由校很小，对客氏非常的依赖。有一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种依赖。
客氏作为朱由校的乳母，当朱由校长大成人后，按照惯例，客氏在这个时候必须出宫。
但是客氏出宫没半天，朱由校就说“今日出宫，午膳至晚未进，暮思至晚，痛心不已，着时进宫奉慰，外廷不得烦激”。
大概意思说的是，我（朱由校）非常想念客氏，从早想到晚，茶不思饭不想的那种，所以必须要让客氏回来。你们这些大臣就不要再说了，再说就要治你们的罪。
所以魏忠贤只要成功勾搭上客氏，那么就能间接掌控当时年幼的天启皇帝，进而权倾天下，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后，魏忠贤凭借着与客氏的关系，很快就当上了司礼秉笔太监，成为了后宫太监的“一把手”。但是魏忠贤并不满足于此，还将手脚伸入了朝廷。
朱由校刚登基时，整个朝廷由东林党官员把持朝政，东林党人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希望用自身所学重振朝纲，这段时间也被史书称为“众正盈朝”。
对于魏忠贤，东林党人自然是瞧不起的，所以当魏忠贤拉拢东林党人时，他们果断拒绝了。
恼怒成羞的魏忠贤，欲将东林党人处之而后快。于是从天启二年开始，魏忠贤大肆拉拢非东林党人，发展自己的势力。
不过按照明朝的规定，像官员任命这样的大事，都是要由内阁发起，称为“票拟”，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上，称为“批红”。
不过朱由校这位皇帝却是一个“木匠皇帝”，非常喜欢玩弄木工。
恰巧魏忠贤每次都是趁着朱由校玩的最开心的时候，才拿着这些“票拟”让朱由校“批红”，而朱由校也是直接对魏忠贤说“这些事你处理吧，不要烦我了”。
正是凭借这样的手段，魏忠贤取得了“批红”权，自然也能大肆发展自己的党羽。而在拉拢这些官员时，魏忠贤也是不遗余力，或以重金诱之，或以升官许之。
短短两年，凭借着大肆拉拢非东林党人和对东林党人的残害，最终朝廷上下一大半都是魏忠贤的人，这些人也被称为“阉党”，“众正盈朝”也变为了“众兽盈朝”。
魏忠贤在当时走上了权力巅峰，不仅许多外地官员纷纷在当地建立“生祠”，来表达自己对魏忠贤的忠心，许多人也是直呼魏忠贤为“九千岁九百岁”（皇上是万岁）。
这样看来，明朝和唐朝在末年都是宦官乱政。
但是明朝和唐朝最大的区别是，唐朝的宦官不仅把控了朝廷，并且还掌握了兵权，所以唐朝末年几代皇帝都是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生死都由太监掌握。
而明朝的中央集权却进一步集中，换句话说，魏忠贤当时再怎么把持朝廷，但是影响力也仅限于朝廷，他的权力仍然来自于皇权，他只是皇权的代言人。
唐朝末年的“甘露之变”，皇帝完全被宦官掌控，涉及该事件的一千多人全部被杀
所以当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后，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整个阉党连根拔起，自然，作为阉党头目的魏忠贤也是不得善终，最后自尽而死。
魏忠贤的另一面
如果以一个“坏人”的角度来看，魏忠贤确实是做恶到一种极致。他祸害东林党人，排除异己，大肆受贿，民愤四起。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同上面所说，魏忠贤其实只是皇权的代言人。为什么魏忠贤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当时的东林党过于强大。
首先说一下东林党，东林党起初建立只是因为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一些读书人忧于国事，所以聚在一起，大家相互讨论，希望能出一些点子，为国家分忧。
但是到后面，东林党人越来越多，竟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联盟，能左右皇帝意见。并且东林党奉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东林党人，那就发动东林党的力量，要么弹劾，要么攻讦，将他们赶出朝廷。
对于权力集一身的天启皇帝来说，这样的情形自然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魏忠贤，从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用魏忠贤来制衡东林党。
这样东林党被制衡，自然会老老实实的办事，而魏忠贤虽然祸乱朝纲，但是实质上只是一名太监，想要多久拿下，就可以多久拿下。
虽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想，但是天启和崇祯两任皇帝在位时，发生的事情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的猜想。
第一个就是后金集团（也就是后来的清朝）对于明朝的攻势。朱由校在位时，辽东作为抵御后金集团的门户，虽然形式一直不乐观，但是辽东地区却一直存在。
并且在宁远战役时，努尔哈赤中弹重伤，随后不治身亡。不过朱由检在位时，皇太极却两度偷袭北京城，后面的松锦之战，明军更是大败。
这也标志着辽东地区除宁远城外，全部陷落。明朝对后金集团由之前的有攻有守，转为了全面防御。
第二就是明末起义军的壮大，朱由校在位时，虽然有农民起义爆发，但是都是零星的，小范围地区的农民起义。
但是当朱由检即位后，农民起义却如同星火燎原之势，遍布全国。最后灭亡明朝的，也正是农民起义军之一的李自成。
为什么两任皇帝在位时，差距如此之大。因为不管是抵御后金集团的进攻，还是平定农民起义，这都是打仗，而打仗，钱永远是排在第一位。
魏忠贤在时，虽然是祸乱朝纲，大肆掠夺民脂民膏，然后占为己有，但是魏忠贤也将其中一部分钱用于国家财政，军费开支，并优先保障了当时辽东地区的物资和士兵军饷。
而魏忠贤死后，东林党又慢慢的把持了朝政。事实上东林党人大多出身于东南士大夫阶层，而魏忠贤搜刮的钱，大多也是从这些东南士大夫家里搜刮出来的。
换个角度说，当时的明朝其实很有钱，“藏富于民”，特别是东南地区，经济高度发达，都要资本主义萌芽了。
而魏忠贤之前的所作所为，恰恰影响了这些东南士大夫的利益，进而影响了东林党的利益。
东林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为了清除异己，在魏忠贤倒台后，大肆排除阉党，并且许多不是阉党之人，也因为和东林党政见不合，被东林党冠以阉党之名，被排除朝廷。
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朝堂上如果只有东林党这一种声音，那么势必会造成皇帝决策的失误。
关键在于，刚刚登基的朱由检，其实并了解当时朝廷真正的状况，他毕竟只是一个藩王，他只知道魏忠贤“十恶不赦”。
只知道老百姓都盼望魏忠贤能尽快伏法，他并不知道魏忠贤在朝廷存在的真正意义。
所以他登基后，第一时间拿下了魏忠贤，虽然顺从了民意，但是也让东林党一家独大，没有人与之抗衡。而后得到“话语权”的东林党，以魏忠贤搜刮钱财为文章，向朱由检提出，不应该和商人“争利”。
当时大部分商人出自东南，所以此举最终也保护了东林党自己的利益。但是朝廷为了抵抗后金集团的进攻和农民起义，不得不花钱，于是只得向老百姓增加赋税，并且裁掉了驿站，开源节流。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东林党里面有忠臣，但是更多的却是那种夸夸其谈之辈。与政敌斗争时，精神百倍，但是真要做起事来，却只能“纸上谈兵”。
内部斗争，东林党在行，一旦让他们处理农民起义或者是边关战事时，他们却只知道关心自己的利益。
相比之下，魏忠贤十分清楚自己的定位，他就是皇帝身边的一条恶犬，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只要对皇帝忠心，为皇帝办事，那么自己依然权力在握。
本来就水深火热的老百姓，增加赋税就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小范围的农民起义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并且愈演愈烈。
而裁掉驿站，直接导致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出现。当然裁掉驿站只是偶发事件，没有裁掉驿站，或许不会出现李自成和张献忠，但是增加赋税，必定会出现“张自成”“黄自成”等人，最终还是会推翻明朝的统治。
历史就像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所以魏忠贤确实是一个坏人，十恶不赦的太监。但是我们应该在前面加一个定语，非常有能力的十恶不赦的太监。
在朝廷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明朝末年，之前从来没有执政，几乎不了解朝堂运作的朱由检，不应该一登基就拿下魏忠贤，而是应该恩威并施，削弱魏忠贤身边的势力，让他能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并且用他来制衡东林党。
待朱由检真正熟悉了朝堂运作的规则后，再拿下魏忠贤，赢得名声也不迟。
随着朱由检自缢于煤山，276年的大明王朝最后也寿终正寝
但是历史没有假如，笔者的这一番分析，也只是猜想，毕竟我们都没有经历明朝末年那个特殊的朝廷政治环境。
不过在1644年，当李自成最后攻下北京城，明朝即将灭亡的时候，崇祯皇帝朱由检身边最亲近的太监曹化淳，却说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