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能打败明朝的原因：明朝的腐败是第一因素、清朝的发展和积累是第二因素。朝吃空饷、装备差。万历后期，全国官员缺额接近一半，全国政府呈现瘫痪状态。这段时间，装备的养护、配给、后勤已经完全脱节。明军的火器尚不是时代的主轴。当时火器尚处于较原始的阶段，无论是射程、精度还是安全程度都很差。
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把关外的满人、汉人、蒙古人编入了八旗，都叫旗人，所以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旗人都当兵，兵力总共不到二十万人，加上家属不到六十万人。
明朝有1.2亿人，二十万八旗兵征服这么大的国家是不是奇迹？而且清朝在入关后不到二十年短短的时间内就把全国安定下来，这确实是世界历史的大奇迹。
在明朝灭亡前夕，李自成的军队逼近北京城，还没有人相信满洲人可以建立一个强大、持久的新朝代。所以说是不可能的事发生了。
我们要用全球史的眼光看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首先是因为人类的历史本身就是全球性的。有人认为八万年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从非洲走出，三万年前从白令海峡走到美洲，都是在走来走去。
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从来就不会是只在一个地方，而是不断地迁徙移动。因此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史，了解人类历史变动的过程中要有全球的视野。
当然，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各民族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全球现象。但在支配各民族的生活的各种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却始终是全球性的——气候。
气候从来不受国界、行政边界的限制。在今天的中国，河北是雾霾最严重的地方。但是河北产生的雾霾不仅影响到本地，也影响到北京，影响到河南、江苏、浙 江、湖北。
前段时间我到西安，坐高铁上一路回来都是雾霾，后来又到了武汉，也是一样的，而且雾霾已经漂到韩国、日本。当然，气候有小气候和大气候，小气候影响一个较小的地区，而大气候影响更大的范围。
17世纪全球发生大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17世纪全球气候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科学已经验证的。
我们在北半球，北半球的气候从14世纪（元朝末年）开始转寒，17世纪达到极点。我们今天怕气候变暖，但变冷危害更大。15世纪（明朝中叶）以来，出现过几个温暖期和寒冷期。
16世纪、18世纪是温暖时期，17世纪和19世纪是寒冷时期。17世纪寒冷，明朝走向崩溃；19世纪寒冷，清朝走向衰落。
17世纪当时气温比现在平均低2度。平均气温高或者低2度，后果是非常重大的。高2度，喜马拉雅山的雪就要化掉很多，北极的冰原要缩小很多，北极熊就没地方住。
17世纪40年代明朝灭亡那段时间，气温达到最低，17世纪50年代也很低。这些是以考古的方式得到的信息，比如从树木的年轮和土壤里的花粉得到的信息。对当时的书面记录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到：中国在1600年左右，进入小冰川时期，变得非常冷。
到崇祯时期达到高峰，以后非常缓慢地变暖，一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才恢复到正常的时候。总的来说，明代时期气候寒冷干旱。特别是明代后期的后半叶（万历二十八年至崇祯十六年，1600－1643），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
因为中国是季风气候，气温和降雨有密切的关系。气温上升1度，中国的降雨线会向从东南向西北推进几百公里；
降低1度，则反向后退几百公里。气温和降水是农业的根本。今天在用高科技、农药、化肥、良种的情况下，年均气温下降1度，我国的农业要减产10%。
气温变化还会引起农业区域边界发生改变。历朝都在修万里长城，但各朝修的长城的位置差别很大，秦朝的时候天气比较暖，秦朝的万里长城比明朝的万里长城远很多。长城是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线，这条线的移动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影响。
华北在气温高的时候，降水多，很北的地方也很适于植物生长。在很早的时候，北京是有大象的，因为这个地方有大量的食物，它可以存活。但气候变冷，植物长得没有那么多，而且加上人的活动，中国的大象逐步南撤。
明朝气温降低，使得降雨减少，所以旱灾特别多。这是我国的几个气候带，气温变化，气候带也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南方影响不太大，但对华北影响很大，对蒙古高原影响更大。气温降低了，蒙古高原上的人不能活了，就要向条件较好的南方跑。
但当地人谋生本来就不易，又跑来这么多人抢饭碗，当然要抵制，但是如果新 来的人有更强大的武力，当地人打不过，只能也向南跑。
这样，一波接一波，一波推一波，像滚雪球一样，形成大规模、长时间的人口南迁的浪潮。这条线持续南移，对于中国（特别是华北）的社会经济是灾难性的。
在旱灾时候，还会形成蝗灾。明末干旱引起的特大蝗灾始于崇祯九年（1636）， 主要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
崇祯十年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然后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一年，形成东西上千公里、南北400公里－500公里的大灾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
崇祯十二年，向北扩展到陕西和陕西两省北部，向南扩展到江汉平原；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十四年，华北蝗灾开始减退，但是长江流域蝗灾却继续发展；崇祯十五年，由于气候发生大变化，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结束。
气候变化还会引起瘟疫的大面积流行。农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安土重迁。农民在村子里各种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有需要时到小市集买点东西。除了商人和书生考试会经常性移动外，绝大多数人世代住在一个地方，不到别的地方去。
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说，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
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是鼠疫的主要发源地，当地人经常接触这种病菌，产生了抗体，所以他们不怎么怕鼠疫。但是其他地方的人没有这个抗体，一旦老鼠把病菌带到这些地方，就不得了。
在14世纪，欧洲就因为鼠疫死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西班牙人把东半球的几种传染病——鼠疫、天花、麻疹都带到那边，印第安人从未接触过这些病菌，没有抵抗力，所以染病即死。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印第安人人口数和欧洲人口数差不多。但是瘟疫和屠杀，使得印第安人死掉90%。
明朝后期因为大旱灾、大蝗灾，北方人民大批逃荒。庞大的人群在流动，当然会把各地的传染病传到各地。特别是李自成起义源自陕北，那一带是牧区和农区混合的地方，是鼠疫病的发源地边缘地带。
东北和蒙古草原关系密切，也是鼠疫病的发源地边缘地带。因此李自成、张献忠和后金/清的军队进入华北后，也把鼠疫病带过来了。
据《明史》记载，从1408－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的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浙江等。
明代名医吴有性说，1641年，疫气大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事实上，明末大瘟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
北京爆发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史载崇祯十六年二月“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清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把北城的汉人赶到南城，把北城腾出来给旗人住。
汉人被赶到南城，大家都有地方住，为什么？是因为原来的居民都死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人有足够的地方住，所以。清朝的这个政策没遇到什么反抗。
明末天灾和瘟疫最厉害的地方是陕西、甘肃、河南、河北。河南官员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记述崇祯三年到崇祯十五年，年年都是灾荒。河南是中原的中心，人口稠密。遇到大荒灾，赤地千里，死了很多人。
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说：“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年年有灾荒和兵役，政府还要征税。人们没有东西可吃，只好骨肉相残，开始人吃人了。由于到处是饥民，土匪也横行，村子里连叫的狗都没有了，但官员还要收税。
在陕北，情况更严重。一位名叫马懋才的官员在写给皇帝的奏折《备陈大饥疏》中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
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人民困苦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崇祯皇帝再英明也救不了国家，何况他并不英明。
明末大科学家宋应星，总结当时天下的情况说就是“民穷财尽”四个字。全国只有江苏、浙江、福建的情况稍好一点。在其他地方，走二三十里都没有一棵树，加上流寇盛行，老百姓怎么活？
欧洲也是这样，一点儿不比中国好，各个国家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造反，所以起义、叛乱和战争不断爆发。而起义、叛乱和战争又加剧了本来已经很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